南下北上求学记

    春桃、陈桂棣夫妇曾经因写作《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而成名。这一次，他们出版了《南下北上求学记》，通过日记讲述儿子小明多年求学中的困惑与无奈，展现了一次现身说法式的“中国教育调查”。

    江西省萍乡市（书中化名萍城）是春桃的娘家。这里的城市气质与中国大多数地级市雷同：老百姓不看书不看报，打麻将成风；经济不够发达，但讲究吃喝。作为一个曾发生过路矿工人大罢工、又策动过秋收起义的矿工城市，萍乡人讲义气、重团结，讲人情、重关系。“动不动就靠拳头说话”，在春桃眼中，这样的传统以一个奇怪的方式延续到了今天。

    儿子刚入学，就接二连三地被同学欺负。为了跟老师搞好关系，春桃的妹妹请老师到家中吃饭。春桃在书里这样描述儿子第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打扮得很时髦”，“匆匆吃了饭，就和其他老师们一道退到里屋去打麻将了”。

    不久，由于作业负担太重，春桃和丈夫陈桂棣把儿子从东门小学转入北门小学，又因不满意后者的硬件和体育设施、更因为对重点学校的向往，春桃又托关系，把儿子转入了重点学校南门小学。他们没想到，儿子在这所重点小学中竟然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儿子说，班主任喜欢骂人，并当众将他的作业本摔在地上，骂他的作业格式错误，讥讽这是“天下第一格式”。刚转学过来的儿子吓得不敢哭出声。春桃虽然愤怒，却很快从别的家长处打听到，“周老师的一个亲戚是市里某部门的头头，后台很硬”。

    他们渐渐发现，许多地方存在与儿子遭遇类似的教育问题。在稍大一点的城市里，高学历人才更愿意去当公务员，当了老师也没有热情，教书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小地方则有不少不够格的人“走后门”当上了老师，更多的原因是这份工作有两个假期和稳定工资。在重点学校，“走后门”的现象甚至更为普遍。

    做调查期间，春桃一直都很焦虑：现在学校老师怎么那么差劲？学校有那么难办吗？她简直想自己办一个学校。她在大别山采访时提出这个想法，得到的回答是，“别办了。所有的孩子都跟父母打工去了，学校都招不满”。

    同时，她也发觉，教育话题竟比农民问题更为敏感。中国有多少岗位就有多少岗位的家长，这个领域远比农民领域更复杂。虽然家长、老师都有一肚子苦水，什么故事都能摸得到，但他们只敢背后讲讲，绝不同意在书中采用。

    无奈之下，春桃夫妇只好为儿子另谋出路。他们花几十万元在天津买房，办了个“蓝印户口”，又联系了一所北京的民办中学。

    然而，做出“北上”的决定对于春桃夫妇来说并不容易。他们虽然在天津买下了“蓝印户口”，但后来他们发现，天津重点高中对蓝印户口学生的安置数量有限制，只有一成孩子才能通过考试入学。最奇怪的是，这个考试不考语文，只考数理化和英语，因为语文拉不大分数差距。

    “要是以前我就逼着他去了。一个可以参加中考的地方，不去太浪费。”春桃说。但后来她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我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开始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并不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

    儿子上小学后，她开始不自觉地“被应试教育牵着鼻子走”，“我现在要回到他上小学之前我对他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把学习的兴趣找回来，以后能自食其力，做一个善良、感恩的人。”她说。

    几个月前，当春桃提笔开始写作《南下北上求学记》头几章时，小明跟在后面看，边看边哭。在萍城的六年让春桃夫妇学会了一件事：不要替孩子做决定，凡事尊重他的选择。

    儿子喜欢画画、并且画得不错，宣称“对应试教育已经绝望”的春桃夫妇决定依他的意思，放弃中考。明年，儿子初中毕业后将直接报考美术学校。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5期 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