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疾控中心目前只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做HIV(艾滋病毒)筛查,未成年人要检测,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但孩子往往不愿告诉父母他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因此,上面的规定,使未成年人置身HIV检测盲区。
“12·1”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来到四川宜宾,寻找一个感染了HIV(艾滋病毒)的16岁少年。因为他的回避,最终没能见到。但记者了解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这个艾滋少年并不是孤独的存在。在当地,十二三岁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开始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孩并不罕见,而且“每年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在各地实施艾滋病毒感染者干预时,均有同样显示。
“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
宜宾“同心工作组”HIV检测点,男孩“小蘑菇头”紧张地等待血液HIV检测结果。他今年14岁,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
“小蘑菇头”之前来查过两次。第一次是今年年初,结果是阴性。第二次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今年6月,他和一个人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后来圈里有人告诉他,那人是个感染者。“我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喽。”“小蘑菇头”说。
为他检测的工作组负责人曾永回忆,“等结果的时候,他紧张极了,手抖个不停”。
检测结果虽然是“阴”性,但由于未过窗口期,结果不作数,还得复检。
11月26日,“小蘑菇头”放学后,来到工作组复检。他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会不会真得那个病了?”他不安地问:“得了那个病,是不是很快就死了?”
他的紧张在男同性恋者看来一点也不陌生,自从有第一次同性性行为,他们就始终处于这样的惊惧和担忧中。只是,“小蘑菇头”的紧张来得太早了。
13岁有了第一次男男接触
他身份证上1999年的出生日期看上去有点刺眼。第一次有同性性行为时,他刚过13岁生日一个多月,读初中二年级。
“我喜欢男生,怀疑自己是‘GAY’(男同性恋者),就上网查,发现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QQ群。”于是,“小蘑菇头”就加入了若干个同性交友QQ群。很快,他有了第一次,对方25岁。
这段交往只维持了十几天便宣告结束,“小蘑菇头”说,那个男人不是他喜欢的类型。3个月后,他喜欢上一个容貌清秀的16岁男孩“紫轩”。
“小蘑菇头”经常趁妈妈不在家时,带紫轩回家。他10岁的时候,父亲遇车祸去世,妈妈改嫁。母亲工作忙,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才回来,继父也对他不管不问。一个不完整的家,是不少小男同性恋者的共同特点。紫轩也是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解释是:“没有安全感,想找个男人依靠。”
去年夏天,由于“小蘑菇头”的疏忽,妈妈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段忘记删掉的男同性恋性爱视频。
“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是‘男同’,我妈愣了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说‘这个要死的你知道吗?’”“小蘑菇头”说,别说当时他对潜在的危险还懵懵懂懂,就是到了现在,他也从未上网查过到底什么是“艾滋病”。
“小蘑菇头”数了一下,近两年来,他和11个男性有过性行为。
16岁的艾滋少年
如果“小蘑菇头”的检测结果真是阳性,他后续的生活很有可能成为记者要找的艾滋少年“小艾”(化名)的翻版。
去年,小艾在网上发了一篇博客,向外界讲述了他被查出感染HIV后的遭遇。
博客中说,他是男同性恋者,家在宜宾市长宁县,4岁时父母离异。2012年6月,他被确诊为HIV感染者。得知他的病情后,父亲第一反应是将他抛弃,母亲开始极力反对,但父亲却总说:不必在他身上浪费金钱,他是个无底洞。在家里,他夹菜用公筷,个人物品全部归类隔离,不仅不能出现在家里的“公共场合”,还要用酒精消毒。
他得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他在封闭的小县城里受尽歧视,连他的妈妈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在博客末尾他发出呐喊:“我只有16岁,一个年龄很小的未成年男孩,却背负了社会、家庭的很多压力。我们也是人,也有生存的权利,更有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希望受到公平对待。”
记者联系宜宾同心工作组,请他们代为寻找这个少年时,在工作组做青少年干预的紫轩说,这个男孩是他的“弟弟”。“哥哥”“弟弟”是男同性恋圈子里对关系亲昵的人的称呼。
曾永从资料里找到了小艾的信息,发现他在网上用的竟是真名!圈子里的人在交往时都隐讳真实姓名,恨不能把自己藏得深一点,即使是紫轩,也不知道小艾的真名。
紫轩是在小艾十四五岁时认识他的,那时他骨瘦如柴,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有一天,他和小艾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出来玩,小艾走了一段路就说头晕,但又不肯回医院,说想打麻将。打着打着,小艾又说头太晕,饿了。紫轩给他买了吃的,送他回医院。后来,紫轩还见过他一次,感觉他更瘦了。
记者随后直接与小艾电话沟通。他说,他也到一个防艾公益小组当过志愿者,发现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成为同性恋,在外面一点也不懂保护自己,他特别担心他们走上自己这条道路。电话里,他同意接受采访。
晚上小艾又发来短信,表示只能在QQ上聊一聊。他说家里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同意接受采访。
每年新增一批少年
曾永介绍,早些年在圈子里也有过小孩,因为有人有“恋童”心理。他在2006年就发现过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14岁的男孩在一起。“这两年,小孩越来越多,每年都有一批新的出来。”曾永说,去年有一次组织男同性恋者活动,来了几个小孩,背着印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小书包,背带上吊着一只红气球,看上去很可爱的样子。曾永开始以为他们是不知情闯进来玩的,问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过来也是在QQ群里看到了消息。
宜宾市的同志酒吧,青少年可随意进入,“小蘑菇头”就去过几次。更有少年可能已经成为MB(moneyboy,提供性服务的男孩)。
25岁的凌荣(化名)最近和一个16岁的男孩小A交往。凌荣是名感染者,但他一直没有告诉这个男孩。他最近从小A的QQ聊天记录中发现,小A很有可能是个MB。上个月,他和小A到同心工作组时,有几个小孩正在检测,曾永建议小A也检测一下,可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凌荣从圈里其他人的口中验证了他的怀疑。
紫轩负责青少年干预,他调查过一些高中里的男同性恋情况。一个班级一般2~3个,一个年级有20多个班。封闭的校园让“同志关系”变成一张蜘蛛网。
“只要一个感染了,就会感染一大片。”紫轩不无担心地说。他还提到,青少年有很强的征服欲,把一个“直的”(异性恋)扳“弯”(同性恋),让他们很有成就感。“有个15岁的小孩找我,我没感觉,就找借口说万一我是直的呢,他说直的我也要。”
QQ和微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开微信,找“附近的人”,紫轩能发现上面一大群男同性恋者。“男同性恋签名上有明显的标记。”紫轩说,凡是签名上有“G”“G-1069”“1或0”“G大调”的都是,还有些标注的是知名的同志题材电影如《断背山》《蓝雨》等。
HIV检测盲区
2008年,中国疾控中心开始推动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进行艾滋病检测,但目前只针对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未成年人要检测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但孩子往往不愿告诉父母他是男同性恋或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这样的规定,使未成年人置身HIV检测盲区。
像“同心工作组”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检测者只需登记一个名字便可提供检测,甚至不核对名字真假。但如果检测出阳性,感染者往往不肯告知监护人;而通知当地疾控中心,也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检测区隐隐出现的一条非常淡的红色,使“小蘑菇头”担心起来,眼中满是紧张与焦疑。尽管曾永一再安慰,他还是心神不宁。曾永约他过段时间再来做一次检查。
(《新民晚报》12.1 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