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陆星儿

    我拉着她的手，她哭了。她很少哭，我总是说她：你应该多哭哭。现在她哭了，真就是：绝望。

    陆星儿走了，我们还得继续生活。多年前，我生病，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星儿一边使劲搓着我的手，一边恼火地骂：人哪里那么容易死的！现在，孱弱如我们，都还活着，星儿却走了！

    一

    从初次的“以文会友”出发，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会发生严重的分歧。当我说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是郁闷地度过，她却说这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尤其是北大荒。我从来没去过黑龙江，想象中，那是一片色彩强烈的土地，辽阔，肥沃，漫山遍野映山红，星儿呢，驾着康拜因直向前去，身后是浪涛般一波一波伏下的麦子。那土地有着大开大阖的感情，特别适合陆星儿。

    我有时候止不住地想，这世界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文明，没有文字，星儿会不会生活得更好。就让她在北大荒好了，生一大群儿女，个个肥硕；身旁是疼她的男人，足够强壮。可是，星儿也爱写作呢！我们都企图在写作中再创造一生，甚至几生。

    我们总是谈写作。有一次，星儿正开始长篇《精神科医生》，与我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

    到后来，星儿都有些怕我，怕我去质疑她。我也逐渐失望，觉得彼此谈不拢了。可我们止不住地还是要谈。那一天，我们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座，星儿开始讲述她的新构思，关于上海的新移民。我们勉力谈了很久，但所有的话都是擦肩过去，自然也不会发生争执，隔阂其实已经产生。有时候，眼看要涉及写作了，星儿却说：我的写作不算写作！就好像预先缴械投降。还有时候，我说起自己在做什么，星儿听罢则说：你那才叫写作。表情是颓然的。星儿避免与我交锋，她只是不愿意我影响她，我使她感觉压力。

    二

    星儿最后的日子里，我与她的第二个隔阂，是关于她的化疗。医生决定继续化疗，可星儿做完第二次化疗，去了俄罗斯访问，回来之后便坚决不做了。她中止化疗的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课，王小鹰与我通电话，说形势紧急，人们又不忍把话说透，就等我回来劝她。我如何劝她？就是与她吵。这样和星儿吵，倒有些像回到过去，无所顾忌的我与她之间，可那时是为写作，这时是，事关生死。吵过了，星儿该怎么，还怎么，而我们却疏远了。有朋友告诉我，星儿常常问：安忆还生气吗？他们说星儿怕我不管她了。我几乎是要失声，我怎么会不管她？我只是，无能为力。就算她答应化疗，前途依然是黯淡的。

    星儿后来迟迟不愿进医院，因知道那是最后一道防线，去了就回不来。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收这，摆摆那。她打开衣橱，许多新衣服她一次还没有上身，她洗洗，熨熨，叠叠，送给我们。最后，她翻出一段花布，说特别适合我，她要送去裁缝铺，替我做一条背带裙。为这，我又与她吵，不让她忙碌。现在，拉开衣橱，这里那里，都是星儿给的衣服，叫人怎能不肝肠寸断！

    最后一周的一日，星儿情形不好，我拉着她的手，她忽然说：你不要哭。我辩解：我没有哭。她哭了。她很少哭，我总是说她：你应该多哭哭。现在她哭了，真就是，绝望。现在，星儿，你安息吧，我们呢，收拾收拾再上路。

    （《今夜星光灿烂》王安忆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