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糖丸”

    生活里一个微小的细节可能导致人生的沧海桑田。

    7年前的3月，沈哲的人生如同初春的阳光一样灿烂，当时，她初为人母，家庭和睦。

    一切不幸源于七年前的一粒“糖丸”

    现在，37岁的她没了丈夫，没有工作，带着瘸了一条腿的儿子、一头白发的母亲挤在北京城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勉强支撑生活。沈哲认为，她后来所有的不幸源于7年前的那粒糖丸。

    决定沈哲人生的时刻发生在2006年3月6日上午，当天是两个月的儿子预防接种的日子，沈哲特意请假和母亲一块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某医院。和许多年轻的妈妈一样，沈哲对“疫苗”的认识局限于“接种之后可以让孩子产生病毒抗体，今后不得病”。

    沈哲和母亲吴素赞排在像流水线队伍后面，家长抱着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走，医生机械地用勺子将彩色的糖丸送进每个抱到面前的孩子嘴里，这一幕让吴素赞想起了“喂鸭子”的场景。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孩子被这样“喂”了三次。

    吃完糖丸后，孩子出现低烧、嗜睡、哭闹。当孩子服下了第三粒糖丸后，低烧和哭闹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上海的医生诊断后告知，“孩子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

    一朵黑云压在了所有人的心头。

    沈哲的丈夫当场失控，大声冲医生喊，“孩子生下来时好好的，不可能”。

    医生冷静地问了一句：“吃糖丸了吗？吃了？我也不给你写诊断了，孩子是类脊灰。”医生不愿再多说一个字。“类脊灰”就是人们熟知的小儿麻痹症，预防只能口服疫苗，因其表面包裹着一层奶油物质，被俗称为“糖丸”。

    要求做诊断 却一再被拒绝

    最初，医生们仅私下告诉沈哲孩子是因服用疫苗致残，却不愿意在诊断书上写下诊断。当沈哲好不容易求来上海的医生写出诊断，找到卫生部门时，不想对方痛斥道：“他有什么资格写下这样的诊断！”

    后来，沈哲明白了——根据2008年12月1日起实施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接种后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专家调查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医学会申请进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再有争议，可向省级医学会申请鉴定。

    早在2006年6月在北京儿童医院求诊时，沈哲结识了同样服用疫苗后，来医院的一位河南家长，沈哲第一次听说了“疫苗后遗症”这个词。和所有同病相怜的家长一样，沈哲说，他们共同的悲剧源于对疫苗潜在风险的无知。

    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疫苗不良反应概率在1000万分之一，这意味着每年要有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留下终身残疾。在沈哲看来，1000万人中，一个异常反应的悲剧，就这样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自己儿子的头上。

    从2007年6月开始，沈哲就开始四处上访，沈哲所在的单位领导也找她谈话，让她“认倒霉”。如此反复，沈哲丢了自己的工作。7年来，沈哲就干了一件事：不停地在卫生局、疾控中心、区政府之间奔波。她的诉求非常明确：给孩子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但却一再被拒绝，原因是孩子在发生异常反应14日内，自己没有留便。

    “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留便。”事情过去了7年，孩子拉不出7年前的粪便。

    只想这个国家对孩子有后续保障

    如今，沈哲和母亲、孩子唯一的收入是母亲那800元的退休金，沈哲自己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我们别无他法，日子这么艰难，现在连鉴定都没有，更别说赔偿了”。

    也许，在11月底，沈哲或将迎来些许希望。11月初，她收到了苦等了4年的诊断通知书，11月13日，她将带上孩子去做诊断。

    这是一个开始，结局可能有很多种。

    根据其他家长的经验，即便诊断后，鉴定时家长们可能会收获的是一个名为“偶合症”的词。

    “偶合症”是指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偶合不属于疫苗异常反应。此外，“排除”“不能排除”“无法确定与疫苗无关”诸多模棱两可的鉴定结论,都曾让许多家庭梦碎。

    当然，最好的结果便是如沈哲所愿，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孩子病症属于疫苗异常反应。这样，儿子能够得到升学、就业的照顾，他们能够得到“补偿”，生活向好。

    尽管不是“赔偿”，也不知道“补偿”的具体金额有多少，但是，沈哲仍为自己7年努力换来的转机激动。“事实无法改变，但悲剧的生活可以改变走向。”7年来，沈哲早已接受了儿子不可能康复的事实，但她却并不屈从于现实。她希望得到的，无非是一种认可和来自这个国家对一个孩子的后续保障。

    （《工人日报》11.16 邓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