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中国国民性格

    1．乐观豁达，自强不息

    《论语》中的孔子，是一个乐哈哈的老头子。尽管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然而他总是那样豁达大度，对生活充满乐趣。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孔子吃粗食，喝白水，枕着胳膊睡觉，而乐在其中；他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粗茶淡饭，别人不堪忍受，而他则不改变他的快乐。这就是孔子师徒的生活态度。

    孔子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自信乐观、泰然处之。周游列国时，在匡地被困，一时陷入绝境，孔子镇静自若，“七日弦歌不绝”。在陈蔡被围，绝粮七日，孔子还跟学生开玩笑，说等将来颜回富有了，他去给颜回当个管家。

    长达13年的周游列国，无数次的艰难曲折，都没能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心，坚韧不拔，愈挫愈奋，被时人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孔子的精神风范，通过《论语》的传播，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熏染中，逐渐化为中国国民的一般性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取验务实，注重实践

    《论语》中，孔子也谈到天，但很少具有信仰天命的思想。在紧急危难之时，借传统的“天”的说法，来为自己壮胆鼓气，而非一般信仰，如“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等等。把“天”和“命”当作一种自然规律、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去看待。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述而》）。

    在孔子看来，所谓“命”，并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先进》篇中，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端木赐不听天由命，而去经商，猜测商情常常能够猜中。所以他主张，“不怨天，不尤人”，重在发挥个人的主观努力。于是，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显示出轻天道、重人道，重视人的实践的倾向。

    恩格斯说过，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其观察可谓深刻。近代学者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其论甚为精辟。取验务实，注重实践，成为中国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取验务实、注重实践的国民性格，影响到学术思想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它扼制了纯思辨色彩的哲学的发展，使中国哲学摆脱对天、地、自然本身的探索，而导向人生论的方向，并使哲学过多地打上社会伦理的色彩。弱化了中华民族思辨理性的睿智。另一方面，取验务实、注重实践的精神品格，却促成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中国古代史学的成就为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及。中国史学本着经世致用、惩恶劝善这样一个资治通鉴的现实目的，积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宝贵遗产。

    取验务实、注重实践的国民性品格，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精神品质，使先民们过多地受到“政事日用”“工商耕稼”这些现实需要的局限，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从来没能从技术的发展中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发展道路，因之而受到很大的束缚和局限。

    3.贵和持中，和谐中庸

    在中国思想史上，“中”与“和”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即已产生，并且有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而“中庸”则是孔子的发明。毛泽东曾说：“孔子的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孔子的“中庸”，最早即见于《论语》。

    《雍也》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人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那么，“中庸”这种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从《论语》中看，中庸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过犹不及”,就是说过头和不及这两种行为状态都是有害的，不管是治理国家，管理经济，修养道德，为人处世，办理任何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中道，《论语》中对此有许多论据。

    其二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是对西周春秋以来的“和同论”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继承了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说真正的君子是讲协调而不盲目附和，只有小人才盲目附和而不讲协调。

    孔子崇尚的“和”，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中和”，就是恰到好处。如孔子的学生有若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可见，孔子主张的和，不是无原则的和，那种无原则的和气、和顺、老好人作风，孔子是极端讨厌的。孔子骂“乡愿，德之贼也”，他认为不讲原则地一团和气，是对道德的败坏。

    以往人们把孔子的中庸理解为折衷调和，那是对孔子的歪曲或曲解。孔子不仅不主张折衷主义，无原则的调和，而且坚持原则，守死善道，反对乡愿式的老好好主义。至于后世儒家将“中庸”思想的扭曲、附会，那是不能由孔子来负责的。

    4．重义轻利 礼让敦厚

    关于义利之辨，在孔子思想中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孔子主张重义轻利，把道义放在首位。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等等。这是孔子所倡导的淳朴厚重的民风，也是中国人最普通最基本的性格特征。

    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大多数国民感到难以适应，出现了心理失衡，有不少人发出“道德沦丧”的哀叹。其实，我们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心理素质，国民性品格，主要的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是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改善的。传统道德风尚的调整、改造，甚至部分的沦丧，既不是历史的过错，也不是世风的衰退，是国民素质不断发展改造的正常现象。

    5.幻想平均，趋同求一

    《季氏》篇，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就是说，治理国家，不担心贫穷而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民稀少而担心不安定。财富均匀便不觉得贫穷，彼此和睦便不觉得人民稀少，境内安定便不会有倾覆的危险。孔子从治国的角度提出了平均主义的理想。

    与经济的平均相一致，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安定社会，还必须有思想上的统一。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最终的落脚点在于给老百姓一个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将一切异端邪念自觉戕灭，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和孔子的其他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相比较，他关于经济平均和思想统一的论述还并不充分，并不系统，但这些思想已足以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洪秀全实践平均主义的失败，1958年平均主义大泛滥造成的灾难性损失，几十年大锅饭体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作用，都一再证明了平均主义的危害。孔子开其端及其几千年历史积淀所造成的中国国民的平均主义心理，必须得到历史的改造。

    应该说，《论语》中只是表示了一种统一思想的愿望，而从秦代开始，政治家、思想家们，一步步将之付诸实施。

    在政治一统、思想一统的历史氛围中生活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最明显的收获，即是培育出了“求同”“求一”的思维定势。于是，任何不同的思想都不应该存在，任何异己的东西出现就应该口诛笔伐，全民族共讨之，共诛之。渐而久之，人们就形成了一种尚同求一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状态。这种民族精神，曾经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团结、民族发展与扩展的重要因素，但也逐渐成为民族振兴的惰性心理。它在束缚、限制、扼杀民族创造力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6.忠君爱国，义重如山

    孔子是提倡忠君的，《论语》中有“事君，能致其身”“臣事君以忠”等不少说法；不过，孔子并不主张愚忠，并没有提出绝对的忠君思想。孔子主张，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应该“事君以礼”，“以道事君”，臣下不能为君主文过饰非，对君主不合“礼”的错误要敢于犯颜直谏。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君臣关系上，以君为主，臣从属于君这个基本框架还是由孔子奠定起来的。孔子弟子子路曾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微子》）君臣之义，是人之“大伦”，不可废弃。这也是孔子的基本思想。

    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在《论语》中似乎没有直接谈及。但《论语》中孔子说管仲完成了尊王攘夷的大业，是真正有大仁大德的人。这一评价，事实上是将忠君与爱国统一起来了。待到董仲舒确立“三纲”说之后，国君获得了绝对独尊的地位，并成为国家的唯一代表，于是，忠君与爱国便成了同一个问题。忠君即是爱国，爱国即是忠君。中国老百姓的忠君爱国观念慢慢就培养起来了。

    中国人还很欣赏那些忠于主子，拼死效力，舍生取义的义举。《赵氏孤儿》《狸猫换太子》一类传统戏倍受国人的喝采，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为了保住主上的后代、嫡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甚至牺牲自己爱子的幼小生灵。这正是《论语》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典型。这些国民素质，曾经砥砺过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培育过无数民族的精英；但亦含有浓厚的愚昧愚忠色彩，培育过不少旧王朝的殉道士，造成过不少历史的悲剧。对国民性的这一方面，亦需有所分析，有所扬弃。

    （《圣人箴言录——<论语>与中国文化》李振宏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