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好八连》诞生记

    提要：

    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想了想，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

    山东大汉送来了一万七千字的初稿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1956年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他们的事迹和精神，点点滴滴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四年书，文化底子薄，但学习很努力。他和八连首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站岗放哨，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他耳闻目睹，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年八连驻防南京路之时。吕兴臣从摄影作品再到写小故事，陆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于是报社政法文教部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报社领导的认可，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于是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也来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下到八连站岗放哨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不像一篇通讯。

    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酷暑夜战 斗室成文章

    吕兴臣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那篇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便想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他去找《新闻日报》的郑拾风，又找了《文艺月报》的魏金枝以及他的同乡、作家孙峻青，经过这些“大手笔”的点拨，果然有所长进。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研读了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很有心得。就在他的努力及作家们的参与下，一篇约八千字的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告文学，在巴金先生任主编的《文艺月报》1959年五月号《国庆特刊》上刊登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是心有不甘，《文艺月报》的发行量、读者面、影响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和解放日报相比的。

    几经周折，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这回找的是青年记者张贻复。因为原来主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下放劳动去了，他分管的工作转交给了张贻复。吕兴臣从背包中拿出来的一大叠稿子仍然是那份被说成是“小说”的一万七千字的小故事堆砌稿，他向张贻复谈了此稿的遭遇，却未提《文艺月报》发表的那个稿子。

    张贻复当时才二十多岁，对于吕兴臣来报社找他以及两人怎样冒着酷署，在斗室里挥汗撰稿的情景，曾撰文作了回忆——

    1959年7月的一天，吕兴臣来到我的住处——培文公寓97室一间小屋，即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这是原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宿舍。这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把芭蕉扇用以解暑。我们俩紧靠一张褪了色的深绿色大写字桌坐下，他坐在靠东边窗户那一头，我坐在里面那一头。我们铺开一叠大开张的部队稿纸开始伏案写稿。好在现成的小故事均在手头，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珍珠”似的小故事用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变成一根“项链”。我们确定文章的主题、结构以及每个层次所需的小故事。文章的开场由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边议边写，直到满意为止。每一段落的过渡语也是边议边写，也有些段落由我说他写，或由他写我改。每段中的小故事由他提供，再由我琢磨修改，彼此交叉进行。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写稿时大汗淋漓，后来干脆赤膊上阵。吕兴臣不停地抽烟，把大量烟灰弹在一张大稿纸上，越积越多。整个写稿过程，由于我们思想高度集中，所以竟然毫无倦意。直至第二天清晨，全文终于一气呵成。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想了想，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

    按照报社领导提的意见，我们俩在原稿上加了一节关于好八连学习生活和文化娱乐体育方面的一些内容。稿件定稿后仅几天就见报了，其反响之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于该稿的署名问题，因为当时《解放日报》有个内部惯例，为了不让记者滋长个人名利思想，本报记者与通讯员共写的稿件，如材料都是通讯员的一般不署名。该篇通讯虽由我和吕兴臣合作完成，但最后只署了“吕兴臣”一个人的名字。我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由于我们首次合作，一举轰动，我们俩都深受鼓舞。不久，我们再度合作对好八连作了深入报道，又共同采写了一篇《亲人会见好八连》的长篇通讯，于1960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登了出来。

    (《世纪》2013年第6期 陈培余 张徐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