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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粮票，在几代人心中是无法忘却的，因为曾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太深的印记。从1955年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票应运而生，到1993年政府放开粮食价格，正式取消粮票，中国经历了长达38年的“票证时代”。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条人命……关于粮票和那个时代的记忆，中老年人五味杂陈。
画粮票的小伙子
“那时候粮店是特别体面的好单位，粮店职工光荣而且有面子，社会地位比较高，因为掌管着居民的饭碗。”今年75岁的李秀玲上世纪70年代曾经在石景山区金顶街一家国营粮店工作将近10年，可以说和粮票有着亲密接触，也亲历了很多发生在粮店里的故事。
在李秀玲的记忆中，当时的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按照规定，每月24日就可以预先买下个月的粮食，所以月底这几天，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买粮队伍。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人们吃饭的护照。
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粮店里居然发现了假粮票，“那是一个傍晚，我们快下班了，有个小伙子拿着10斤粮票来买粮食，当时同事给他装粮食，我像往常一样，把收到的粮票统一粘在一个大本子上。可是这张粮票粘上去和其他粮票的颜色有点不一样，我就抬头问那小伙子，你这粮票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那小伙子立刻惊慌失措，想跑又不敢跑，他很快承认，那粮票是他自己画的。那小伙子跪着求我们，哭得都快岔气了，说是家里粮食实在不够才想到这么个歪主意，最后哭得我们都心软了，没把他送到派出所。”李秀玲庆幸自己当年“高抬贵手”放过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代很多事现在看来不可思议，要是被一张粮票毁了一辈子就太不值了，那小伙子其实挺有才的，画得还真像！”
爸爸的秘密
今年45岁的张芸回忆，70年代每人粮票定量已经比最困难的60年代要提高不少。“按照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北京市民每个月的口粮数，被分成了100多个等级。当时我们最羡慕的是首钢的炉前工，每月60斤，最低的是刚出生的儿童，每月6斤半，一般成年人的定量在30斤左右，大学教授、高级演员、13级以上的干部，还能得到照顾，每个月有半斤的高级油票。”一个人每月30斤的定量，其实也就是刚刚够吃而已，“那时，家家都备着一杆秤，每顿饭都要称。一家三口人，一个月定量90斤，一天一人也就1斤粮，得算计着用，早上2两，中午4两，晚上3两。”
“1975年，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住，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快70岁了还在乡下干农活，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爸爸坚持把她接来养老。”
张芸只记得，她为奶奶的到来兴奋了好久，因为她小时候是奶奶带大的，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奶奶虽然来到北京，但是没有北京户口。这就意味着，奶奶没有粮票，她只能分着吃张芸一家三口的口粮。
“当时我还小，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只记得原来早饭吃棒子面粥，后来加进去不少野菜，做成了菜粥，野菜是奶奶从附近的野地里挖来的，我却抱怨太苦，不爱喝。”过了一段时间，早饭又恢复成她爱喝的棒子面粥了，然而每次爸爸月底从粮店提回一袋子棒子面的时候，脸色总有点不对劲儿。
直到一次张芸放学时路过粮店，看到爸爸，才发现了棒子面的秘密。“我看见爸爸站在粮店里和人说话，可是我好像完全不认识爸爸了，他脸上那种谦卑、讨好的笑容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在张芸的心目中，爸爸是她最崇拜的人，他曾经做过军人,腰杆永远挺拔笔直，一身傲骨从来不曾对人卑躬屈膝，可此时，他却弯着腰低声下气地求粮店的人：“我多给您钱，您就再给我多称5斤棒子面行不行?家里人口多，粮票实在不够了，孩子喜欢喝棒子面粥……”一边说，还使劲把钱往人家的口袋里塞，那人却一脸嫌恶的表情。“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哭着跑开了。”
那天晚上，爸爸提着面口袋回到家，他不知道求了粮店的人多久才如愿得到额外的5斤棒子面，“从那天起，我再也不喜欢喝棒子面粥了，我和奶奶一起去挖野菜回来做菜粥，大口地吃得很香甜。”
神奇的“第二货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票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命根子”，可是进入80年代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肉、蛋和蔬菜的消费已部分取代粮食消费。用句老百姓的话说：现在油水大了！大多数人每月20多斤的定量粮票都富余了。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70后余帆回忆自己1990年上大学时候的往事，“那时候大家脑子里似乎有两个货币体系，粮票成了‘第二货币’，10斤粮票换一斤鸡蛋，30斤换一个脸盆，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还有人用粮票换家具，200斤粮票可以换一个多层塑料三角架，500斤换一个大立柜。”
不过，敏感的人们也由此嗅出：粮票历史的终结已经为期不远了。
(《北京晚报》11.4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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