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女儿的麻花人生

    在著名作家许地山(笔名落花生)的《命命鸟》《缀网劳蛛》《春桃》等诸多代表作中，女主人公总是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悲惨与苦难，但是这个在女儿8岁时就离世的父亲，也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女儿会经历比这些小说里主人公更曲折的命运。而如今80岁的许燕吉却用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那段动荡、颠覆、撕裂、飘摇的历史。

    “1941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不会想到父亲很快就要离去，日军占领香港，一家人要被迫内迁，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苦不堪言。1950年，当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时，我也不会想到卷入那场潮流，转眼变成‘右派’，被隔离审查，入狱6年，孩子夭折，丈夫与我离婚。1969年，当我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时，我更想不到竟会为生活所迫，嫁给陕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

    如果不是读过许燕吉30万字的个人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始终笑呵呵的老人经历过这样的起伏人生。

    与父亲在一起的童年

    1933年，许地山的小女儿在北京出生，她的外祖父周大烈为其取名燕吉。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冲晦气也。

    1935年，许地山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解聘，后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于是，许燕吉便在香港度过了短暂的童年。这也是她最幸福的日子。

    那时候，家里常年住着一位客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许燕吉回忆说，“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我父亲去世，他才搬走。”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到许地山家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这其中就有许燕吉姨妈家的哥哥周苓仲。许地山陪他们玩游戏，混在孩子当中，谁也不觉得拘束。在许燕吉的记忆中，父亲没有对她和哥哥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但许燕吉认为父亲都是通过一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他们。等人到中年，许燕吉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许燕吉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在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随着父亲的突然离世而改变。

    许燕吉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周俟松承担起家庭的重担。1928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她，到一个小学教书，许燕吉也从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读书，同时将家里的大房间租出去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4个月后，日军占领香港，母亲带着许燕吉和许燕吉的哥哥，抛下了在香港的家产，想尽办法逃回了内地，一路辗转至湖南亲戚家。其后为战事所迫，他们继续西迁，奔波于贵州、四川。说起母亲的坚强，许燕吉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我母亲那是女强人。”

    书写自己的故事

    在许燕吉的人生中，最让人不解的是她嫁给了白丁老农的故事。一位出身名门的知识分子，同不识字的农民丈夫共同生活几十年，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和内心感受?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性格开朗的许燕吉并不介意向人们揭开过去的种种经历，但在许燕吉看来，有些媒体报道出来的内容添油加醋地写了一番，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段不寻常的婚姻上。因此，许燕吉有了自己动手写书的打算。

    今年10月，她的新书《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出版，正如她在书中所讲，“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一段历史。将真人真事和盘道出，也许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株花树，许燕吉希望人们不光要看到那些漂亮的花，更要看到泥土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虽然早有了写书的打算，但是跟老伴一起生活的时候，许燕吉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断思路。直到2006年，她的老伴因脑梗过世后，她才开始真正专注于写作的事情。

    许燕吉将自己的故事写在随手可及的废纸上，“通知单、宣传纸啊，就直接写在上面，夹好就不会丢了”。说起手稿老人又笑了起来，“前段时间有个专门收旧东西的人来家里把手稿要走了，装订好以后说能发财，我说让他发财去吧。”也许正是这种无所谓的性格，使她能够经历种种困苦后依然毫无怨言。

    许燕吉的回忆录一直从出生写到当下，虽然经历了幸福的童年，颠沛流离的少年时光，也遭遇了动荡和被禁锢的年代，但是让许燕吉回忆，并没有哪件事或哪段时间格外让人沉迷，“不过就是脑子里、记忆里的事，一件件娓娓道来，这么写出来的。”

    许燕吉最初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麻花人生》，她是形容自己人生的被扭曲，“和我同龄的人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许燕吉保持了一贯的乐观，她说，麻花虽经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

    如同许地山在他的小说《商人妇》中所说的：“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许燕吉说这是父亲给予她的。

    禁锢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许燕吉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定居。

    1950年，17岁的许燕吉考大学，她并没有子承父业选择文学，而是和她的哥哥一样报考了农业。“以前在香港时，爸爸有个朋友，是个英国人。他家里有很大的农场，里面有马、牛、驴等动物，还养了蜜蜂，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非常喜欢。而且当时我认为咱们是农业大国，学农兴国，于是我毫不犹豫报了北京农业大学。”许燕吉说。

    1954年，21岁的许燕吉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毕业时，她向组织说明了恋爱关系。于是，她和她的男友一块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她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当技术员。1955年5月，他们登记结婚，许燕吉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段婚姻。

    工作中，单纯的许燕吉心直口快，她没想到，“知无不言”的性格给她带来了灾难。常常她无意间的一句话就被别人抓了把柄。一句“吃不饱，你就来个反饥饿大游行吧”就被认定为反对国家粮食政策，加上她在南京第三女子中学就读时加入过天主教青年会，她被视为“危险分子”。“反右”斗争时，她被隔离审查。1958年年初，已经怀有身孕的她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她的罪名上升为“右派反革命”，公职被开除。

    许燕吉跌入了人生的深渊——先是流产，不久被判刑6年。同时还有丈夫写来的离婚书。“他大概受不了政治压力，要离婚划清界限。我答应了，咱不能拖累人家。”许燕吉说。

    1964年，6年牢狱生活结束后，许燕吉自由了。她无处可去，最后被安排到了石家庄第二监狱就业。1969年，全国各地都在疏散人口备战，许燕吉被疏散到河北新乐县坚固村，因为身份的问题，她备受折磨。绝望中，她决定去投奔在陕西的哥哥周苓仲，那时他们已经有17年未见了。

    就是为了活着

    为了生存，哥哥劝他还是找个人嫁了。听说外地来了女人要嫁人，当地的光棍汉纷纷前来，可一听说她的身份都吓跑了。最后周苓仲作主，为许燕吉选中了陕西省武功县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魏振德。魏振德的家庭简单，只有一个9岁的儿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1971年，38岁的女知识分子许燕吉落户陕西，与人生轨迹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陕西老汉结婚了。

    魏振德虽然不识字，但他在村里的绰号叫“本事”。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要找个人评理、调解，在当地还非魏振德莫属，他人情世故比许燕吉懂得多。对于这段婚姻，许燕吉一贯直白：他们之间没有爱，当时就是为了活着。

    1979年，国家开始给“右派”平反，许燕吉也终于在远离家乡的黄土高原接到了平反通知书。她才知道她被打成“反革命”的理由是，曾经参加过天主教青年会，而平反的理由则是，天主教的青年会从来没被当成反革命组织。

    1981年，为了照顾母亲，她回到了在南京的母亲身边。之后，许燕吉进了江苏省农科院，不久评上了副研究员，并当选为南京市政协委员。

    许燕吉叫了半辈子的老头子魏振德2006年死于脑梗，享年85岁。那年她也75岁了。而许燕吉依旧秉承她一贯乐天派的个性，她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参加了南京当地医院的老年痴呆的研究，“但是人家说我还不够痴呆，不要我”。说话间她又像孩子一样调皮地笑了起来，毫无保留，脸上每一道皱纹，每一段沧桑都清晰可见。

    (《法治周末》11.7 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