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乔：人在做天在看

    《人民日报》以“疯子导演”来评价他的拍摄计划，中央电视台则以《电影苦行僧》为片名，滚动播出他执着于野生动物电影拍摄的公益广告。他是乔乔，一名公益生态纪录片导演。

    许多人一见面就问我:你拍了五年公益纪录片，图什么？眼见着同班同学，在商业片里左右逢源，你不后悔？自己当年卖车卖房，举债拍片的处境，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我是一个男人，借一次钱，就等于扔进去一张脸，那样的日子我发誓不想再经历第二回。但是我没办法。

    人在做，天在看，我信奉这句话。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就像鱼入大海一样，毫无顾忌地回归野外，我厌倦城市，我觉得在那里空耗一生，是煎熬，是妄图。

    最初的那段日子，我到处去拉人，还想成立一个很专业的摄制组。后来我跟人家一谈，没一个愿意掺和进来。那时候我一点不天真，心里非常有数，没人会支持我，但是我还要去磕。我不死心。那时候我不是在找投资人，我在等一个傻子。后来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傻子只有我一个人，我傻到把自己吃饭的锅给砸了。到现在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坚持的这几年，砸了800多万都是保守的数字。

    我以前在北京的三环上有一套房子，车也很破旧了，折价卖了，就拿着钱去租设备。最开始我在拍摄计划上，非常幼稚，完全租的是最好的电影胶片和高清镜头去拍，一下子就把钱全砸光了。时至今日，这是我唯一后悔的事。

    在野外呆久了，兜里的钱就干净了。眼见季节鸟来了怎么办？它们不会等我啊。借，我就盘算着怎么跟周围的人伸手要钱。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富裕。他们看我非常实在，给，钱拿走。但也要打欠条，我以人格做担保，我不是担保这个欠条，我是拿人格出来，真的伤自尊。但他们都把这件事当成行善。

    身边的家人和朋友都借遍了，然后就是找组织。现在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讲，某些公益组织，挂羊头卖狗肉，作秀行，真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想都不要想。他们听了以后，往往会回答：“你的想法，很好，我们支持。”一动真格的，就没下文了。

    这么多年，我自认为还算比较聪明，不会硬来。有一次我在长江边拍摄一家烟草厂污染，我正干得起劲。突然就过来几个彪形大汉，阴森森地问我，干吗呢?我说没事，看景，学生拍作业。我那时只能拿小高清机器，假装游客拍景色，我怕换成大的被砸了，真赔不起。但有的时候，自己拍下来的素材，我自己都不忍心看。很多人看到我拍的《家园》里，有一头藏原羚被围困在栅栏里，它不停地用自己的头角去撞击围栏，那其实是一种反抗。改革开放后，草场承包到户，牧民把自己的牧场圈起来，方便放牧。但是这种东西对野生动物的迁徙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种群不能来回迁移，容易在同种中繁衍交配。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青藏高原有狼，一旦狼追过来的时候，藏原羚根本没地方躲。有的时候它们狗急跳墙，就硬要往围栏上跳，跳不过去，就生生挂死了。当时拍到这种状况后，我非常痛心，尤其在五六月份是它的产仔期，产仔的时候遇到狼，我总在想，凭什么要它们遭受如此残酷的惩罚?

    藏民一开始并不理解，他觉得这是他的草场，不要说拍摄，你敢踏进来，他就要抢拍摄设备。我就去找当地的林业公安，把拍过的素材，在牧民家里给他们放，找来藏语翻译，他们才肯拆掉围栏。现在到了旱季，他们还打了一些水窑，等到下雨时蓄水，解决羚羊的吃水问题。这其实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我总说，就为这一件事，再欠一屁股债，也值。

    （《世界博览》2013年第21期 常小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