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代价

　　西方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有个视角我认为可以借鉴。

　　这个视角下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哪个阶层拥有最稀缺资源，他们就会成为主导阶级，社会性质也由此而定。比如奴隶社会，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最稀缺的是人手，所以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就成了社会主导。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人手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则地主成了统治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稀缺，于是资本家成了统治阶级。

　　当然，我们还可从另外的角度（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解释，而且那样也许会更科学。不过即便如此，我则认为用“稀缺”解释文明转型可取。比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原因就是粮食短缺。马尔萨斯当年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要比人口增长慢。也正由于粮食短缺，所以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就产生了农耕文明。事实上，马尔萨斯只说对了一半。封建社会前期乃至中后期，人口确实比粮食增长快，但到了末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奢侈品”就显得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

　　工业社会的到来，无疑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相对物质供应来说，好的环境反而稀缺了，今天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于是工业文明又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

　　所谓工业文明的代价，其实就是指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工业的载体是企业，工业所以会损害环境，经济学认为根源在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举个例，一家造纸的工厂，其私人成本是企业的直接成本（原材料、工资及管理费），而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损害企业不补偿，故称社会成本。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到中期，工业文明的代价已越来越高，人们不可能再熟视无睹。正由于这种环境的压力，所以政府高层多次强调推动工业文明转型，此乃大势，刻不容缓。总的思路，是设法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私人)成本。

　　（《学习时报》11.4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