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误导读者的译书名

    译书通常是直译书名。有些书名太长，或不好理解，或不适于中国国情，译者就改换书名。例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被严复改为《原富》，以后又被近人改为《国富论》。这种改名合适不合适呢？

    我最近读了两本经济学家的传记。一本是美国作家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写的《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另一本是美国作家肯尼斯 R.胡佛（Kenneth R.Hoover）写的《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改变世界的三个经济学家》。不用看内容，仅看标题就知道，书名一定是译者改的，而且改错了，改得歪曲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人从来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改变历史，或推动历史前进，所以，他们写经济学家的传记决不会用这类夸张无边的书名。一查原书名的确如此。前一本书的原名是Grand Pursuit，直译出来是“宏伟的追求”，简洁一点译为“宏愿”也未尝不可。书名的意思是这些经济学家有令人敬佩的追求，但没有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推手”，更没有改变世界的意思。后一本书的原名是Economics as Ideology:Keynes,Laski,Hayek,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直译出来是“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及当代政治的创建”。主旨讲的是这三位学者对当代政治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世界之意，而且拉斯基是政治学家，还算不上经济学家。

    译者给这些经济学家以改变世界的作用，主要还是受中国当今一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由默默无闻变为显赫的“显学”。不少人（包括经济学家自己）认为经济学是“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的，上可影响国家政策，下可发财致富，由此就认为经济学家可以改变历史。其实，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这种作用。拿几个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先有市场经济，后有亚当·斯密，并不是斯密设计并促成市场经济，同样，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而后有凯恩斯，并不是凯恩斯设计并推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即使世界上斯密和凯恩斯没有出生，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不会变。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是经济学家推动的。中国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性，而把这种必然性变为现实的是邓小平及以他为首的党内改革派。包产到户并不是群众或经济学家发明的新方法，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已经部分实行，并得到邓子恢等老革命家的支持。只是并未成气候。改革开放后得以实施，是上面的领袖换成了邓小平。经济学家自身并不能改变历史。这两本书的译者受经济学家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观念影响，才把书名译成这么一个错误的东西。这种书名的改法传达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误导了读者。

    再回到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译法。我以为严复先生改为“原富”是相当高明的。“原富”就是“论财富”，既没有违背斯密的原意，又符合用文言文译书的表达方式，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但当代人改译为“国富论”，我认为就甚不妥当了。斯密讲的“国民财富”是“国民”的财富，而不是“国家”的财富。从全书看，斯密更为关心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家财富。所以，以“国富”为题曲解了斯密。我一直推荐郭大力、王亚南先生译的本子。尽管以后以“国富论”为名出的各种版本译文上更好，但我认为书名不可取。

    译书要不要改书名，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起码不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这种至关重要的问题。译书首先要“信”，在“信”的基础上再“达、雅”，译书名亦应遵循这一原则。为吸引读者眼球而改的书名，往往弄巧成拙。

    （《文汇报》11.3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