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许地山有颗童心

    在香港，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许地山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