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廉思

    四年前，因为发现了“蚁族”现象，29岁的青年学者廉思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蚁族”报告完成后，身边很多教师对廉思建议，写写我们吧，我们过得也不容易。去年9月，反映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著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如期出版。

    廉思将高校青年教师称为“工蜂”，在他眼中，蜂和蚁好像天然有某种密切的联系：都是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同时蜂具有一定的攻击性，遇到侵袭，即使牺牲自我，也要给对方以回击。

    “工蜂”和“蚁族”不同，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远离困扰与迷茫。教学任务、科研任务、职称晋升、家庭收入等多重压力包裹着这些“70后、80初”的青年教师们，他们是选择“特玩命”、“凑合过”还是“混事儿”？作为局内人，廉思也渴望揭晓答案。

    廉思的选择是“玩命干”。作为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兼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从事一系列调研的同时，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工作。调研“工蜂”期间，他的旅行箱总放在角落，随时准备出发。

    这次调查的平均年龄是32.7岁，博士学历占90%，职称大部分是讲师。他们的年收入四五万元的占36.4%，五六万元的占22.2%。我们学校副教授一月拿5000多，在北京高校算多的了。我有个同学在广西当副教授每月才3000多元。在收入和支出的双重挤压下，很多青年教师在校外做兼职，学管理的去企业做培训，学法律的去律所做律师，还有做顾问咨询、考证辅导的，实在不行的就只能甘于清贫了。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高校的教学任务也不断增加，基础课、人文社科类课程比较繁重。不像科研工作那样易于量化，教学工作大多是良心活儿。真正的好教师为了教学，备课是非常费时间的。而且有时候教得再好，也未必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教育对人的影响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反映出来的。

    所谓的“效果”，恐怕就是让更多青年教师苦恼的职称评审和考核了。有些青年教师觉得希望太远了，反而就不着急了。我们调查的近三年来，高达92.5%的青年教师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发表过4篇及以上SCI论文的比例只有0.7%。高校的职称结构呈金字塔形，退休一个补上一个，有点想法和追求的，即使发了足够的论文也不一定评上。结果一些青年教师最终被消磨得越来越世故。

    因为“蚁族”的社会反响很大，廉思被破格提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很多人比我努力比我刻苦，但研究成果没有获得像我这样的反响，可能就此半途而废了。研究“工蜂”这个群体的时候我感受很深。所以我常告诫自己，要让自己沉淀下来。”廉思说道。

    （《北京青年报》10.28 颜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