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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周恩来诞辰115周年，《周恩来传》再次受到关注。这是中国官方为领导人所修的第一本传记。本文通过该传记记者的讲述，直面书里书外的这位开国总理。
“我很怕邓大姐也给我这样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金冲及被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说：“对毛泽东，很多事情当时看法不一，写作条件不成熟。所以《毛泽东传》就没有立刻进入日程。其他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资料最齐全，看法也比较一致，所以就先写周传。”
1989年春，《周恩来传》上册（建国前）首先出版。
邓颖超让秘书每天念20分钟给她听。“我那会儿一直提心吊胆。听说以前有人写的周恩来生平，邓大姐边听边说‘真能编’。我很怕也得到这样的评价。”
不久，邓颖超把他叫到中南海西花厅，称赞这本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金冲及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年下半年，《周恩来传》下册（建国后）编撰工作接着启动。文献研究所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副组长廖心文和熊华源、安建设为写作组成员。
走访出的线索
接下来的几年中，写作组成员除了经常泡在档案室中看书面材料外，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997年，走访过的总共有几百人。
他们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拜访过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在走访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情节。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周恩来的错误也要写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认定，书中不能回避周恩来的缺点错误。在此情况下，全书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下台了，国家的经济、外交等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尽量减少或挽回‘文化大革命’损失的事，由谁来做？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谈了自己的看法：“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9期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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