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文学是以色列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与体验、以及战后以色列人在“后大屠杀’时代对历史灾难与民族创伤的面对、认知与反思。以色列作家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经历了一个从沉默到打破沉默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以色列作家在呈现大屠杀这段历史这一问题上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是人们对是否有合适的文学样式能够反映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表示存疑。
其次,是如何对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表述。有学者提出,这类文学是否只对暴行及其过程本身做忠实的记载?时间是否只限于1933年到1945年之间?对于个人或者群体,对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以及我们大家是否有沉重的压力?是讨论某一具体事件,还是人类总的境况?
再次,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也对大屠杀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更重要的,以色列建国后,本-古里安政府欲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把犹太复国主义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注重强调以华沙起义、游击队反抗为代表的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因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
上世纪60年代初的“艾赫曼审判”成为以色列文学重建大屠杀记忆的转折点。此次审判在强调民族统一与自豪感的同时,还激励幸存者克服羞耻感,公开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经历的苦难过去。这不仅使以色列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历史创伤,同时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建国期间根据国家利益创造的英雄主义幻象,开始对大屠杀期间“所有形式的反抗”均是英雄行为的说法表示认同。
(《世界新闻报》10.21-23 钟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