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枫桥经验”

    67岁的屠建华已经当了14年的“和事佬”。1999年他从浙江诸暨市枫桥镇镇长一职退任后，便当起了民间调解员。2012年经他调解的30起民间纠纷，29起成功。

    2013年7月，他调解的一起赔偿额达21万元的伤残赔偿，算是今年的“大案”了。事情发生在去年9月，枫桥镇农民葛建苗帮同村的冯校军盖房，上工第一天从一层楼顶上摔下来，造成8级伤残，住院费达到13.6万元。

    双方协商不成，找到了镇司法所要求调解，最终商定冯校军赔偿葛建苗21万。实际上，如果走上法庭，至少需要赔偿36万，一分也不能少。“但费时费力，还要交诉讼费，判了对方也不一定就给。”葛建苗说。

    “上了法庭也就伤了和气。”屠建华说，调解的好处还在于消解矛盾。

    产生于枫桥的这种“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做法，被称为“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向全国推广。此后多年，这一“经验”运用的领域被不断扩展。

    10月11日，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在浙江召开。在社会矛盾更加多样化的当前，大会再次强调“就地化解”的重要性。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枫桥镇所在的诸暨市，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诸暨市所属的绍兴，在历史上以出师爷著称，“调解”在这一带有深厚的文化传统。

    1963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教育运动，浙江选择了诸暨、上虞等县作为试点。当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率队进入诸暨，在枫桥区7个公社开展试点，7个公社共有6.7万人口，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破坏活动的163名，要求逮捕45名。

    但枫桥干部没有逮捕人，而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进行教育。当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把枫桥没有捕人的经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好好总结。1964年和1965年，中共中央连续两年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将枫桥经验推向全国。

    “枫桥经验不是没有矛盾的经验，是有了矛盾如何化解的经验。”今年10月8日，诸暨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善学说，不同时期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不同，枫桥经验的适用范围也不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阶级斗争，立足就地教育人、改造人。1980年代到新世纪初，矛盾主要是一些劳动和生活中的矛盾，调解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

    新世纪以来，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如拆迁安置、医疗纠纷都很突出。这时化解矛盾仅靠公安就不行，要靠党委、政府。“枫桥经验”的内涵被进一步丰富，要解决民生问题，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

    在诸暨，不仅是政法系统，社会管理各个领域都引入“调解”的思路，形成了阡陌纵横的“调解网络”。

    2012年8月，诸暨市成立了调解总会，会长由退休的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司法局长担任秘书长，有一个专门的事业编制设在市司法局，其他人员实行社会招聘，经费由财政拨款。

    调解总会下面，全市24个乡镇都建立了调解分会。各政法部门成立了调解中心，分别设立了劳资纠纷、家庭（婚姻）纠纷、土地纠纷、医疗纠纷、工商（消费）纠纷、交通事故纠纷调解中心，这六大调解中心又在乡镇设立了分中心。

    一些地方还建立了“品牌”调解委员会，如“老杨调解中心”，“老娘舅调解室”等。担任调解员的有普通百姓，也有退休干部，还有在职人员。诸暨市委书记钱三雄说，诸暨2012年环保信访总量较2006年下降60%，去年以来，农村新发生信访减少了90%以上。

    诸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永水说，在肯定枫桥经验的时候，也有些声音认为，强调调解是否和“依法治理”相矛盾。他们曾就此组织相关专家研讨，结论是二者并不矛盾，因为调解是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在现实条件下，是依法治理的充分体现。“枫桥经验的根本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点不会变。”杨永水说，最核心的是化解矛盾，在今天依旧有必要。

    （《南方周末》10.17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