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论文的大学讲师

    提要：一条8000字的长微博在“十一”长假里成为网上热点，这其实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杨飞因为无论文被转岗后，写的自辩兼“抒胸中块垒”之长文。

    文中触及的“以论文考评科研”“花钱发表论文”等话题，因为击中现实中存在的弊端而激起热议。

    杨飞到底是“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高校混混”呢？

    【论文！】

    【硬伤？】【讲师……】

    至于吗？不就一篇论文的事儿吗？

    长沙湘江边的那套房子，杨飞称之为“工作室”，四壁基本被书和大幅照片占据了。

    “下岗，在我意料之中，”杨飞说得很直截了当，他在长微博中就早已坦承：“不瞒你说，我自2002年离开企业界来湖南大学教书，十多年来没有公开印刷发表过任何科研论文，也没有申报任何级别的科研项目。说我科研工作不合格，确实名至实归。”

    实际上，湖南大学的相关规章早已有之，并在2011年8月再次强化：不符合一定教学、科研条件的教师只能转岗或低聘。关于科研的考核指标中，教授一级需“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年均科研经费不低于1万元或5万元、发表论文6篇（重点期刊是2篇）”，讲师则需要至少公开发表一篇论文。杨飞也承认，对于讲师的科研任务实际上要求很低，两年一篇论文，而且对期刊等级没设要求。

    但是，杨飞在他2011年签的两年期聘任合同期满之前，依然像过去数年一样，“我从来不发论文，我们学院里的人都知道。这种怪胎老师基本上没有。”他说以前学校对于科研也有要求，但是在实际中会有一些变通方法，“如果教学的课时超出特别多，就还行吧。没有科研成果，就在年终奖中扣钱，扣个几千元、一万元。其实我被扣过不少钱。”

    跟他相熟的同事和朋友得知他最终被转岗的消息后很吃惊：不就一篇论文吗？你竟然在最后期限之前不想点儿办法补救？其实3月份的时候，学校已经提醒过他，若在5月份之前还没有论文的话，他的科研考评肯定是不能过关的。那时候，“为了饭碗”，他还是拿出两篇文章，经熟人介绍，先后联系了4家杂志。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早在2010年3月就已经贴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后一篇的概要也在今年4月贴在他的个人网站上。

    然后，杨飞就遭遇了他在长微博里痛陈的潜规则：发论文要花钱。

    这激起了杨飞的犟脾气，他说这是触及了他在长微博所言的自己的“三个凡是”原则之一：凡是行贿受贿的事，再小也不能干。他认为花钱发论文就是不折不扣的行贿。    

    【硬伤？】

    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资格吗？

    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称对杨飞的转岗处理是严格按学校规章制度进行的，并用科研业绩有“硬伤”来定义杨飞的没有学术论文。

    在杨飞发出那篇长微博的时候，已有人产生了对于杨飞“论文”质量的质疑，两天之后，杨飞应网友的要求，在微博里贴出了那两篇他称之为“还待完善的低碳经济研究论文”的网页链接，并且特别注明这不是论文版而是“科普版”。

    然而此番情势发生了大逆转，这一条微博获得的近200条评论基本是众口一词的拍砖：这样的文章怎么算是论文？没有论证，甚至连论文的基本格式都没有啊；看不出起码的专业水平，也就是杂文、博文而已……

    杨飞挨这样的骂冤不冤呢？仅从他提供链接的两篇文章来看，的确，很难让人联想到“学术论文”。但其实他原本就不是当研究论文写的。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这两篇文章只是小小点缀，比肩而立，更活色生香的文章是70余篇旅行摄影和专题摄影图集、摄影手记，8000多张图片，其他带着“抬杠”味道的杂文杂感，以及书稿《数码时代旅游摄影快速指南》和日记体小说《滇藏星空》。

    看了长微博并引发出共鸣的人们，认为杨飞就像那个站起来说出皇帝新装真相的孩子，直白地道出了高教学术领域的一地鸡毛。在为他击节叫好的同时，难免一厢情愿地附会上自己的意愿，拔高出一个“有思想有骨气有原则有勇气的青年学者”形象。但随着事件的发展，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反差：原来他不是“潇洒超脱”，而是“囊中羞涩”。

    问题在于，用凌厉泼辣的语句道出的重重现实弊端，会因为发声者本人缺乏过硬的“学术成果”就显得无力甚至滑稽可笑？他就此失去了批判的资格吗？

    另一个问题是，考核一个大学的普通讲师，“教学”与“科研”这两把尺子，究竟怎么设定才是合理的，适当的？

    人力资源部评价，杨飞的教学“平平”，“没有特别突出的”；杨飞的自我评价是：中等偏上，无论是按照教务处的要求老师之间互相听课打分，还是学生给老师打分，“最后那50名里肯定没有我”。他觉得不服气的一点在于，“如果是学生把我赶下讲台，要求换老师，我没话说。但不发表论文就不准我上课，是啥道理？教师的本分是教书育人，强行规定老师搞科研，这种规则不合理，是本末倒置。”

    杨飞比较自傲的两点，一个是他上课从来不点名，课堂随时进出自由。再一个是他不照本宣科。“我的金融学讲义写了10万字，每年还在修改。像我这么认真写讲义的老师很少了，基本都是用PPT（微软演示文稿）。”

    【讲师……】

    不知所措的人生，可以吗？

    杨飞的离经叛道其实不止这一件事，他自己总结为“一直非主流”。在“一封信”里他自曝考驾照时他是全车7人中唯一一个不肯买那一包烟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他宣称：生日宴、谢师宴、婚礼、葬礼本人概不参加。

    在杨飞成为讲师之前，1992年他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设银行上班，5年中干过储蓄、会计、信贷、计划、财务、办公室等岗位，刚开始柜台上的岗位很辛苦，“取钱人多的时候，上厕所都要跑步。”后来到信贷岗位就轻松了，“吃呀喝呀打麻将呀，有时甚至上班时间也去打牌”。越干越觉得不爽，他就辞职投奔已在新加坡的姐姐和姐夫，重拾书本，在国立大学读MBA。为了缴10万多元的学费，他这个原来的月光族打过各种工：中文家教、站柜台、水果仓库的搬运工。

    1999年毕业后，他幸运谋到了电信公司的财务职位。然而三年之后，辞职的一幕在他曾经的描述里充满着戏剧性：老板拿着他完成的数据报告怒不可遏，“6页报告除了封面封底，再扣除大量留白、空行以及N多的数据罗列，我自己的工作量类似鸭蛋”，“这一资产调查项目一年前曾经被公司财务总监叫停，那阵儿我为它加班忙到昏天黑地。此番部门新老板重启，一开始我就不识时务地把财务总监那封邮件找出来，发给她和部门同事。我觉得这个项目除了让我们保持着忙碌状态，别的意义只有天知道”，“在老板发火一分钟之后，我拿出一个月前写好的辞职报告”。

    这像不像“无论文故事”的另一翻版？

    辞职加上几年“分居—离婚”的烦扰，他索性决定离开新加坡回国。2002年，杨飞独自背包行走云南西藏摄影旅行两个多月，也到上海参加了两次外资企业的求职面试，一度打算做职业摄影师，但最终选择了到湖南大学做讲师。不仅因为他的档案存在那里，也因为全家都是教师，父亲在湖南大学，母亲在中南大学教高数，姐姐到了新加坡依然是教外国人中文。大学老师不必坐班，还有寒暑假，正好让他这个“玩家”施展他的爱好：沿国道骑行摄影、天文观星、听音乐、弹钢琴、打羽毛球……也能就近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讲师5000元的月薪只是他到外企的零头，他却不以为意：我没再婚也没孩子，房子贷款都还完了。炒一点小股，我的嗅觉还算灵。我自己的生活也很简单，这都和那些拖家带口的同事不一样。

    “这个世界因为多样性而可爱，如果每个人想的都一样，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跟我同届一直当老师的同学，都是教授博导了，我一直都是讲师。”

    谈到曾办过的影展、出版的小说，虽然几年后再看，他自诩“垃圾”，但都遵循了同一原则：出钱的事儿不干。“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二流艺术家，没那么大压力。我得让自己开心，别给自己定位太高。人要有自知之明。”

    最新的进展是，杨飞已经到图书馆报到，成为了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一名图书管理员。

    (《北京青年报》10.20 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