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平是和平解放的,但解放的过程却并非如想象中那般风平浪静。在解放军进城前夕,1948年的岁末,北平城曾经断电断水长达11天。时任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徐盈,在日记中记载下了这由黑暗走向光明的11天,就在这一明一暗之间,人心的向背也渐渐变得分明。
兵临城下
自从1948年12月13日西郊响起隆隆的炮声,北平就披上了武装,傅作义宣布倚城野战开始。
从前门到后门,从东城到西城,到处都是撤退下来的队伍,朝阳门和西直门首先堆起了沙袋,工兵们开始筑起了工事。北海、太庙、景山都驻进了兵,“剿匪总部”搬进了中南海。几十年来一直熙熙攘攘的北平车站,从一张布告驱散了准备搭车的万余旅客后,再没有行驶过一列旅客列车。
12月14日,“轰隆隆”的飞机声在北平上空不断响起,飞机却只是不停地兜圈子,找不到地方降落。等飞机的人都自以为是来接自己的,徐盈听到大家都在说,北大的校长胡适被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接到南京组阁去了。
徐盈花75元金圆券打了3分钟的加急电话到天津《大公报》询问有没有这些传说,那边的回答是:“谣言!”
一直到深夜,《大公报》办事处的3部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打电话来问一些无法答复的问题:为什么空军全部撤离了阵地?天空那5架飞机是谁的,来接什么人的?……徐盈心想:这一夜想必每个人都会作乱梦的。
停水停电
从15日上午10时起,北平停电了!
围城和停电、停水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巨大的:电车没法行驶,这导致了2000多人的失业。自来水没有电也不能供水,占城区总户数近1/3的自来水用户不得不到处找井排队打水。挑水的水夫也活跃起来,但水价贵到了每挑2元。由于喝水成了问题,当时北平城内流传着“唐山乐死,天津饿死,北平渴死”的顺口溜。煤油价格自每斤6元疯狂地涨至每斤36元,苦了穷人。白菜从每斤1元涨到了3元半,菠菜到了8元1斤;咸鱼、干货尤其昂贵,1枚银元已经可以兑换70元金圆券,面粉甚至涨到了650元1袋!徐盈感叹道:这真是一个没有后方的战争。
其实,北平大面积停电缘于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对石景山发电厂的争夺。石景山发电厂一直担负着为北平城供电的重任。由于战事激烈,发电厂的护厂委员会为保护机器和工人的安全,被迫停止了发电机的运行。
12月16日,石景山发电厂获得解放。
明暗抉择
很多人认为停电停水是中共故意为之的,是中共的围城手段之一。然而,北平城内市民的照明和饮水问题却是城外的中共最为关心的问题。毛泽东专门指示:“一定要保证城里的水电供应,不能断,要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北平。”
12月19日,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财经部企业处处长徐驰等到石景山钢铁厂主持工作。在恢复向北平西南郊解放区供电的过程中,彭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徐驰向尚未解放的北平城内送电。
对于这个任务,徐驰很为难, “城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傅作义的地盘,我怎么向他们送电?即使我送电他们接受吗?”
徐盈听说,共产党向城内送电这一提议让傅作义十分为难。一方面北平城内停电停水,市民急盼来电;另一方面接受供电又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傅作义思忖再三,难作决定。通过层层关系,傅作义的工作被做通了,石景山发电厂向城内送电一事得到了默许。发电厂军代表任一宇告诉冀北电力公司说:“先决条件是:我们不给反动派用电,只给一百二十万北平市民用电!”
26日,石景山发电厂向北平城内送电。
和平解放
恢复供电后,华北“剿总”又发生了转变,28日开始,他们将石景山发电厂送来的电,只用于国民党的军队、机关、无线电、广播和维持“治安”的路灯,因为害怕市民收听新华广播而不给市民用电。为了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城内国民党军警特务还造谣说,电是从天津送来的。
1949年1月初,彭真、叶剑英针对华北“剿总”的做法,决定改变送电办法,即上、下午各送电2小时,以便市民使用自来水,晚上则停止送电、打击敌人。14日,彭真、叶剑英考虑到天气严寒,如果停电自来水管有冻裂危险,于是决定按原来数量送电。
围城期间国民党军队困守的北平城用上了解放区送来的电,使北平市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这个城市依然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这种忧虑与恐惧一直延续到了1月22日上午10时——傅作义与中共签订协议,宣告停战。
(《北京日报》10.15 许赤瑜 常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