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行受贿代理人”犯罪蔓延

    近两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在查办反贪案件时发现，很大一部分腐败案件中都出现了“行受贿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中间人”腐败犯罪，这种新的犯罪模式正在悄然蔓延。

    所谓“行受贿代理人”犯罪新模式，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接受，再转由自己支配;而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代理人”或“中间人”手中。在这种模式下，受贿人与行贿人没有直接接触，而受贿人在法律上也常常不具有所贿赂财物的“所有权”，只是拥有“使用权”。对于“行受贿代理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介绍贿赂罪；而如果在介绍过程中有分成、获利行为，还可能构成行受贿罪的共犯。

    西城区检察院将“行受贿代理人”分为“亲朋好友”型、“专家学者”型和“退休干部”型——

    “亲朋好友”型

    “代理人”与受贿人私交笃深

    “亲朋好友”型的“行受贿代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在这种类型中，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理人”与受贿人之间是亲人或者多年的好友，相互间有极高的信任度，也有一定的默契。了解这层关系的行贿人多半会直接找到“代理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事后也会将“好处费”交给“代理人”，行贿人与受贿人可能自始至终从未谋面。 

    2010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在查办某机关房管部门领导魏某受贿串案时发现，魏某安排其朋友王玉祥成立私人公司，利用其主管本单位房屋开发建设的职权，接受一些施工单位或者房地产企业给予的高额贿款及价值近90万元的汽车一辆，而这些财产均在王玉祥公司的名下。 

    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被告人黄某曾是名副厅级干部，2006年10月其接到朋友徐阳的电话，徐阳说自己一朋友的公司因故被调查，希望黄某能帮助疏通下关系。黄某满口答应，并屡次帮忙“打点”。事成后，徐阳从朋友处领取了几十张银行卡交给黄某，共计200多万元。据徐阳交代，这些卡都是利用一些无业人员的身份证办理的，每张卡金额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由于是普通借记卡，黄某知道密码就可以随意消费，而从法律上讲又不属于黄某的个人资产。 

    “专家学者”型

    “代理人”的存在具有偶发性 

    在一些政府招标项目中，发包方会聘请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审，这就给负责项目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评委搭建了一种联系。与此同时，投标单位为了顺利中标，急需取得项目负责人的“支持”和“内幕信息”，作为第三方的评委既能直接联系项目负责人，又掌握有关信息，而且专家、学者的身份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易于接触，因而成为投标单位最渴望“拉拢”的人。 

    原国家干部梁某曾经负责一个政府招标项目，工程师孙成被聘为评审专家。在招投标过程中，梁某与孙成密谋，由孙成出面与一家投标公司协商，为其争取中标机会，但要对方支付一定好处费，对方公司欣然应允。该公司顺利中标后，支付孙成60万元好处费，后孙成转交给梁某。经检察机关查明，梁某与孙成以同样的方式，先后向5家公司索要好处费共300余万元。

    “退休干部”型

    “代理人”退休前建立了庞大“关系网” 

    不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退休前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退休后这层关系却并不全部消失，加之由于身份的转变，与企业接触反而更加容易，这使得一些退休干部作为“行受贿代理人”比普通“代理人”更受欢迎。 

    陆某曾任某局副局长，退休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某房地产公司经理付建文。付建文正欲承接一项政府工程，便请陆某帮忙“打点”，并和他签订了一份1500万元“居间费用”的合同。随后，陆某在付建文和该工程主管领导之间“牵线搭桥”。事后，付建文多次付给陆某所谓“居间费用”，并通过陆某将好处费转给该工程主管领导。 

    (《检察日报》9.18 翁文涛 古芳 乔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