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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江堤边的一抹异彩
时间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地点是上海自外白渡桥旁的黄浦公园开始，至金陵东路新开河结束，全长大约一千六七百米，那是一条由钢筋水泥制成的防汛墙。
每到夜幕降临，大都会临江的这一段是相对平静的，灯光也黯淡。于是自发形成的奇观出现了：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依托长长的防洪堤墙体和护栏，面向江面，头靠头，手握手，轻声细语，情话绵绵。据说落雨的时候这里也不冷清，各色雨伞一字排开，绵延千米，很是壮观。有关的过来人曾如此描述彼时情景：“伞外风雨冰冷，伞内温暖如春”，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里头。
那些年住在上海大厦、和平饭店的外国人，对百步之外的这一情感地带怀有新鲜的好奇心，常在晚饭之后相约到这儿来漫步看“风情”。嗅觉灵敏的新闻人也来了，有记载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曾为此写了专门报道，这位记者在惊叹“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的同时，把这一“新闻现象”归结为“曾为西方列强陶醉的外滩，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1978年，一位上海市民在现场点数，自北京东路到南京东路短短200多米的堤边，就有恋人600对。一般都说这个实地观察的数字，具有较大的可信度。《现代家庭》杂志主编马尚龙在相关文章中有如此记述：“没有这道‘墙’，如今的中年人简直就失去了爱情的记忆。”可能也说得有点儿夸张，但由个体性自然汇合而成“群体性”的爱意表演，参与者之众，持续年头之长，真的无愧为“世界之最”。
对“情人墙”的“集体无言认同”
上海本地人对外滩“情感地带”的成因是心知肚明的，呈现在眼前的不是纯粹的浪漫风景，或者说浪漫和美丽之中有着太多的无奈和酸楚——当“情人墙”的出现与“居无屋”“居少屋”以及公共休闲交谊场所几乎绝迹的市民生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事物的多义内涵便凸显了。
按说上海城里适合年轻人幽会的所在还是有一些的，年轻男女“荡马路”之后想找个僻静地方谈谈心，就要动点儿脑筋。鲁迅公园附近的甜爱路（素有情侣路之称），就是不错的所在。然而，许多时候，爱侣们待在这儿，常会有一些戴红袖套的纠察队员或联防队员前来巡逻，一旦看到热恋中人的亲昵举动，就会干预，客气一点的喊一声“注意文明！注意文明！”粗野一点的则会大喝一声“干什么！”让你惊得魂飞天外。
外滩这边的情形要好得多，巡逻队有时也会来，但粗暴干预的情形极少见。是“法不责众”吗？应当是有一点这样的意味的，但不全是。只是有一种用不着说出来的内在认同，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广泛的理解和同情的基础上的。晚上到外滩来散步的本市居民，面对“墙”前人，他们的眼光是平和的、亲善的。在那样的年代，人性深处发出的这种“集体无言认同”非常的耐人寻味，似乎也是一种温暖而强大的无声宣言。那些纠察队员联防队员，到了这个“情感特区”，他们的情感似乎也软化了，回到人性原本应该有的位置上去了。
曾经的“墙中人”坦言：甘苦自知
听一听“情感地带”参与者的现身说法，是最有意思的。
沪上著名滑稽笑星毛猛达坦言，他同女友相爱的时候，曾经多次去过那个带一点神秘的地方，“那时候傻呼呼的，吃好夜饭就去抢位子，7点钟前头就赶到了。有一次去晚了，看过去人海茫茫，总算找到一处隙缝，挤进去，没等开口，旁边的情侣便主动让出一角。在这里，没有发生过占位吵架的现象。”
前些年看到作家沈善增写的文章，方才知道他也“做过情人墙的一块砖”。沈先生对此还有具体的记述：“初到外滩情人墙前占一个位置，大多人心理上还不能习惯，尽管知道左邻右舍都在忙自己的事务，无暇旁顾，但到底有顾忌……经过几次锻炼，才能达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既是谈恋爱，总是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墙中人”有的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这样的事情也很正常。前些年读到一首诗，写了“江边那道甜蜜温暖的‘墙’”，字里行间透露曾经有过的这段情没有修成正果，以“劳燕分飞”而告终，但写诗人对“墙”的甜蜜和温暖仍然留有难忘的记忆。——既有美姻缘，也有“感伤曲”，恰好印证了这道旷世奇“墙”的真实性和历史感。
（《解放日报》9.14 沈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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