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他很多段话的结束是以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为标志的,当他将打火机的火苗引向另一只手上的烟斗时,表示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结束。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记者: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
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别人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
记者: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考虑过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七八个朋友,狠狠的,叫了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
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记者: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么?
黄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个特点,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没有画好,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我不是故意谦虚,就是很老实地创作。但是写文章,我可是尽了力了,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好费力,所以也快乐,反复雕琢。
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打块碑,就刻上“爱,怜悯,感恩。”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
(《新京报》9.10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