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到重庆

    20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1938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迁入本地。1941年为美国飞虎队（空军十四航空队）专设的大型美国空军基地，成为其越过“驼峰”从印度为中国提供空运物资的中转站。流入此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美国飞行员使得昆明成为一座繁荣发展的城市，不断地向周围扩展，变得拥挤不堪。

    为了等待往北到重庆的飞机，海登博士和我不得不在此地多呆几天。我们借机看望了一些大学中的朋友。

    作为生活需要，吃、住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面临的首要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以及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人陈福田，都刚搬入临时搭建的住处——位于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的露台。美国领事馆与中国剧院都是由在1911年至1926年间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修建的。剧院露台上的设施易于破损，但不收房租。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于是我们说应该买一只猫，但是那需要花费200块钱。

    教授们的贫困状况让我吃惊，这样的状况一直维持了三年时间，随后他们回到战后的北京继续凑合着生活。

    我到处寻找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他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刚接管北大图书馆，正在研究一流的图书馆方案，当时已经获得完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并且准备大展宏图。如今我发现他在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和衣而卧，身体不适的他还要考虑三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战后，严文郁成为联合国工作人员。）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而我们的朋友北京大学政治学家钱端升则住在5英里之外的乡村。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夫妇也住在那里，随后与中央研究院一起迁往四川。

    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每包售价10元，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这种买卖正是为了得到更多财富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

    在昆明，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许多有着官方背景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昆明教职员工的生存状况让我极为震惊，于是我立即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尽管昆明的生活极其困苦，然而这里晴朗的亚利桑那州式的气候对我们的生活算是巨大的补偿。我们继续向北，飞往战时陪都重庆，离干燥而阳光灿烂的昆明越来越远。

    然而，前往重庆的路途困难重重，外国盟友只能乘坐飞机抵达，而重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厚厚的云层笼罩。9月25日我们离开昆明向北飞行，越过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脊，绿色植被下是红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满稻田。

    飞机正常降落，我们幸运地见到了陈纳德将军和电影制片人约翰·福特。战时要人都集中在机场。

    重庆一下子给我留下了这样强烈的印象：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岩石重叠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

    我在中国战时的陪都度过了15个月，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德国人和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进行到一半。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

    因为美国也被动员起来了，所以1942年时重庆人民充满自信。我的到来本身就是美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证明。一位35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一边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出版物，一边为美国大使馆主管散发缩微胶卷。

    事实上，以我对别人宣布的职位所赋予的令人尊重的学术身份为掩护，我还在执行一项较秘密的任务，即努力寻找和微缩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使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胜。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费正清著 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