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吃饭”问题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西南联大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吃饭（经费）问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当年一些清华人就认为，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是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

    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大学事宜委诸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代理，黄乃清华毕业。梅贻琦则是南开学校首批学生，对伯苓师执弟子礼，而张伯苓、张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两校之间有着“通家之好”的渊源关系。故而南开方面始终平静如水。

    北大则不然，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当时均在梅贻琦之上。业已习惯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体对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难以安之若素。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勾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下旬，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

    仅仅过了两天，蒋梦麟与梅氏之间就有如下的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育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

    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昆明西南联大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

    事态发展更有急转直下之势。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见梅贻琦，“以蒋（梦麟）校长留渝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见示”，梅氏“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翌日晚，即“作长信与顾一樵，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

    蒋梦麟此前曾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上一年（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此次北大“旧事重提”，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

    教育部很快提出了折中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但必须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延至5月上旬，召开清华教授会。

    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

    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

    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5月30日，梅贻琦“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

    （《人民政协报》8.22 张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