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超生而造假的人

    即将为人母的王珺，正为自己父母的一番举动而闹心。

    “他们说宝宝出生后，让我们先别给宝宝上户口，等生第二胎的时候再上。”王珺一边摇头一边说，“我当即反驳了他们，没想到他们又‘苦口婆心’地做我老公的思想工作。”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王珺，在与丈夫结婚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怀上了宝宝。当两人约定“一心一意”地养育一个宝宝时，却遭到王珺父母的激烈反对。更加出人意料的是，老人们并非简单地用言语反对，而是用实际行动为王珺夫妇生育二胎做了准备。

    实际上，近些年，在二胎政策迟迟未落的情况下，如王珺父母一般，通过种种手段，让严格的计生政策落为一纸空文的大有人在。

    “超生”之“假”

    两个月前，王瑶得知自己怀孕。“我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和我父母。”王珺说。

    让王珺始料不及的是，父母得到这个消息，便开始“活动”，而且很快，“活动”成果也出来了。

    一个月前，母亲来电话了。“她说在医院找了人，能帮我开个需要休假一年的病假证明，让我再过两个月就向单位请假。”王珺说道。

    请病假只是作为“铺垫”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孩子出世后别上自己家的户口。

    据其母亲所述，她已经在老家找到了人，“孩子出世后假装是那家人的孩子，让孩子把户口挂靠在那家。”

    “这样一来，我没上班就避免了让单位的人知道我生育的事情，而她找的那家人并非在国家单位工作，即使被抓到‘超生’，也就是交点罚款的事情。同样是罚款，老家的价格低不少。”王瑶说。

    父母这般深思熟虑，不过，另一位有经验的人士吴敏透露，采用假离婚、假结婚的方式“更为靠谱”。

    吴敏介绍道，“女方怀孕后和老公离婚，又和别人‘假结婚’。这个‘别人’必须是没有生过孩子的，或者虽然生过，但是之前离过婚，而孩子在离婚时判给了对方。”

    “即使再婚双方都曾有过孩子，但只要双方的孩子在离婚时都没判留在其身边，这就属于‘身边无子女’的情形，政策允许他再生一个。”吴敏说，“这是一项特批的政策，不大对外宣传，有的地区可能没有这项政策，但不少地方都有。”

    在吴敏看来，违规超生二胎“无非就是造假：假结婚、假离婚或者提供假证明”，其中“假证明”显然风险较大。

    “超生”之罚

    毋庸置疑，“假户口”“假结婚”“假离婚”只是众多“超生”手段中比较惯见的方式。此外，“假一胎残疾”“假少数民族”等方式，均在坊间颇为流传。

    据在北京某区计生部门工作的李慧介绍，有多少种允许二胎的例外情形，就有多少种“超生”二胎（即计划外二胎）造假方式。“各地关于生二胎需要的条件，在网上都能搜出来，真想计划外生二胎的人，一般会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来思考，不符合哪些条件，就人为创造哪些条件出来。”

    “全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北京，在超生问题上已经不再采取如堕胎、引产等过于强制的手段。”李慧说，“更多的是采取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方式。”对于超生二胎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基数，同时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确定金额，且夫妻双方都要缴纳。收入越高，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数额就越高。

    综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武汉、南昌、大同等二线城市的超生二胎罚款金额，从8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每年“社会抚养费”给政府带来的巨额收益，成为二胎政策放开的最大阻力。

    “超生”之“外”

    事实上，在坊间“交罚款就能超生二胎”，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对于许多富人来说，通过出境、换国籍等方式，来绕道超生罚款，也不是难事。2007年中国内地赴美生子人数约600人；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50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国人出境超生的人数正逐年递增，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来，在形形色色的二胎松绑呼吁中，有一个声音很特别——“应该对高知、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区别对待，而不应让没能力给予孩子良好培养的父母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民主与法制时报》8.26 胡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