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

    同样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位先生的学术立场和人生轨迹则颇异其曲。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形成鲜明对照。冯友兰一生经历了清、民国和新中国的创立及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屡有变换，今日之“是”总是在否定昨日之“非”。

    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有言不由衷的表现。尤其是在“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冯氏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质疑与讥评。对于冯友兰的“道术多变”，蔡仲德先生则更具同情的理解和历史的眼光，他指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和“回归自我”的曲折历程恰与之正相符合。这所谓“冯友兰现象”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典型意义，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东方文化》1996年第3期)

    冯友兰先生在作于1972年的《赠王浩诗》中，曾有“若惊道术多变迁，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这是把社会兴亡与道术变迁作因果关联，多少隐含了自我辩解之意。冯友兰先生的绝笔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在对“哲学”的“最后定论”中，重提金岳霖早年在剑桥所谓“哲学是概念的游戏”的说法。如学者所说，他如此“轻薄”自己的生平志业，也可以解释为是为自己当年在思想上的改变作一定的解嘲。“哲学”既然是一种“概念的游戏”，那么冯友兰在“道术”上的几度变迁，也无非只是一种游戏罢了。后人又何需过分认真呢。(上引周质平文)

    确实，天下多故，名士善变；为了苟全，故尔权宜。不过，侯外庐先生则是个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孜孜以求，从不屈从，从不苟且。他以信仰为生命、为家业，并以之自励自慰。侯外庐晚年曾坦言: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未曾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125页)侯先生的人生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就是鲁迅倡导的“韧”。他口述学术自传的书名也由原来的《坎坷的历程》改为《韧的追求》。

    “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从此卧榻不起，生存环境也异常险峻。“批林批孔”期间，曾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不予理睬。(朱学文《忆外庐先生与<韧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972年中国社会尚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笼罩下，侯外庐先生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黄宣民《侯外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冯友兰“文革”期间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焚膏继晷，以惊人的意志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则因其刚烈而惹祸招身，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染沉疴、力不从心，遂成遗愿。这“变”与“不变”的利弊得失，谁能说清楚呢?从积极意义上讲，冯先生的“华丽转身”透露出政治高压下读书人的几许灵活、隐忍与无奈，侯先生的“不合时宜”则彰显出某种执着、勇气和力量。

    （《中华读书报》8.21 张海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