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引发的政治动荡终以“硬着陆”收场。
埃及的“民主之殇”并非个案。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威权终结后，沿着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演进。转型国家的政治参与度迅速提高，而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动荡成为民主化的“衍生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这两种情形在当下埃及社会均存在。
发展中国家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缺乏同质性，是导致“民主不适应症”的重要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殖民主义者凭空捏合的“人造国家”，“早产”的民主超越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让仍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社会难以承载，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进程中集中爆发。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民生问题。民主化需要一个“准备期”，发展中国家应在该阶段注重发展经济，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这对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关重要。不顾国家和社会实际情况，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会患上各种严重的“民主不适应症”，甚至走向反面。
（《人民日报》8.20 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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