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孤灯读奇书

    提要：

    我之所以能读《资本论》完全是张医生的功劳。他竟将我治疗得以康复，能连续几小时读书而头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么神药呢？乌鸡白凤丸！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乌鸡白凤丸，我每天把5个“大蜜丸”捏成馒头大，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我准备“重新做人”

    一个作家已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或有许多东西不可写的时候，他自己便成了他的写作素材。

    回首往事，如同面对被惊天海啸冲击过的海滩城镇，满目疮痍，遍地狼藉，一切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没有一座建筑物是完整的，没有一件东西是它原来的模样。但是，每一块碎片都叙说着一个故事。倒塌了的楼台歌榭，如今廊柱横梁虽冰凉如铁，也可向你回忆它包容过的温馨与热烈，喜剧和悲剧都曾在那里上演。所以，我在70岁开始写自传体小说时，写了一首七绝，名曰《夜雨》：“夜雨孤灯对晚风，江湖一饮百年空。平生故事堪沉醉，不问茶盅或酒盅。”

    今天，能证明我回忆的确切性，而不会让我“恍如隔世”的，因为有几本书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上，密密麻麻地有我当年的眉批和上万字的读书心得。

    我怎么会认真深入地阅读《资本论》呢？

    我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后，于1958年5月14日被押送去劳教农场——甘肃省贺兰县西湖农场。对我的处理是对“右派分子”的顶级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1岁的我，是被《人民日报》批判过的，在那时还是小城市的银川，出了我这么一个被“中央”点名的“右派”，一下子“著名”起来。对我的批斗铺天盖地，但押送我时却十分草率，仅派了一个管伙食的干部领我一起跟着小毛驴车踽踽而行。

    毛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行李是母亲昨天替我收拾的，衣裳被褥只有几件，书本却很多，为了“彻底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我特地带上了从来没有读过的《资本论》。这本《资本论》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北京第四次印刷”，其实是从我工作的单位——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借来而未还的书，内外崭新，还没人借阅过。

    老母牵着幼小的妹妹倚着土坯房的黄土墙目送我远去，虽依依不舍，但以为我好像还有远大前程，因为在她有教养的头脑里，“教养”一词总是与“绅士”连在一起的，绝对和“苦役”不相干；我也仿佛觉得经过一番“教养”会“重新做人”，并不十分悲伤。书全部装在一个黄色的藤条箱里，可是到了劳教农场，管教干部却把文艺书籍都没收了，只允许带《资本论》进“号子”。

    经过“大跃进”没日没夜的繁重劳动，加上抽干骨髓的饥饿，我把能换成吃的私人物品，都在劳教分子自发形成的以物易物的“自由市场”上换了吃食，连枕头都换了（枕头是绣花的，还有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厚达1026页、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便被我包了块破布当枕头，可说是夜夜和马克思“零距离接触”。这本书使我的一生保持了连贯性，前后两段人生也获得了完整性。

    我的逃亡之旅

    1960年，劳教农场开始陆续死人了，每天都会从“号子”抬出几具尸体，有的在出工的路上干脆倒下，一卧不起。说“饿死”太敏感，说“非正常死亡”又嫌空泛，总之是因长期吃不饱而死。劳教农场就把数千名劳教分子按身体情况分为每日劳动二小时、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四个队，我被分在二小时队，可见我已经非常虚弱了。然而，恰恰这个队是死亡的重灾区，在我身边前后死了四个人，左边两个，右边两个。有一个据说还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对改良马铃薯品种做出过贡献，他帮助欧洲人解决了粮食问题，回国后却因“长期吃不饱而死”。这种命运的讽刺使我躁动不安，虽然身边有马克思相伴，还是有一天趁管教干部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

    这次逃亡之旅才使我知道饥饿和物资严重匮乏是普遍性的。那时正好在10月份，还有点收获了的庄稼残留在地里，一路拾庄稼带乞讨到了兰州火车站。一看，那简直是《巴黎圣母院》里“乞丐王国”的再现。劳教农场毕竟一天有三顿稀汤，只要躺着不动，一时不至于死，还是有希望的。逃亡之旅前后10天，所见所闻可以写出一部厚度不亚于高尔基《我的大学》的书。当年自然没想到这是宝贵的写作素材，只是含着眼泪回到似乎是阔别的农场。与外面世界相比，我愿终生在这里“教养”！

    到了农场场部门口（“二小时队”所在地），我实在没力气再挪动一步，像死狗一样瘫在墙根下。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管教干部走出来，瞥了我一眼，带着嘲讽的口气笑着说：“回来啦？饿得受不了了吧！进去吧！”他领我到灶房喝了一碗残汤，那真是美味呀，我把碗舔得洁净如洗。然后，他又带我到一个有篮球场那样大的仓库去认领我的物品。那里面堆满了逃跑和死亡的劳教分子留下的东西。我很快就找到我的黄色藤条箱，只装了一床渔网般的棉被和包着破布的《资本论》。

    这里，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一生命途多舛，但从来没有遭受过人身侮辱，处处遇见好人。“文革”时我多次被批、被斗、陪过绑、上过杀场，可是将我五花大绑的农垦战士还是跟我嘻嘻哈哈，他们吸着烟绑我引起我烟瘾，我还叫他们给我吸几口。他们会毫不见外地把烟头塞在我嘴上，笑骂道：“狗日的！只许抽两口啊！”诸如此类。

    吃“大蜜丸”顶饿

    即便因为我是主动“归队”没有再给我处分，但身体不饶我了，开始发烧，大口咯血，稍一动便头晕目眩，整夜不能入睡，白天晚上全身冷汗淋漓。1980年我恢复工作后检查身体，医生仔细端详我的X光片上肺部的钙化点，说我曾患三期肺结核，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医生哪知道我还真的死过了。

    这里我只想感谢一位姓张的医生，他比我年长10岁，兰州人，耳朵有点聋，也是戴着“右派”帽子的劳教分子，看过我在1957年前发表的诗。我之所以能读《资本论》完全是他的功劳。他竟将我治疗得以康复，能连续几小时读书而头不昏眼不花，用的是什么神药呢？乌鸡白凤丸！原来，劳改局是按男女犯人的比例向各个劳改劳教农场分配药品的，如果这个农场男犯多女犯少，这个农场的妇女药品就有剩余。西湖农场正是男犯多于女犯，张医生每两天偷偷给我一盒10丸装的用以治疗月经不调的乌鸡白凤丸，嘱咐我每天吃5个“大蜜丸”。5个“大蜜丸”捏成团有个馒头大，而且又富含人参、丹参、当归、黄芪、山药等药材，当年的药品都是真材实料，绝无假冒伪劣产品，这种仙丹吃下肚，且不说滋补作用，起码有久违了的饱的感觉。

    不到一个月我就精神陡增，能爬下炕四处走动了，张医生却向上报告我还在发烧，需要静养。这时，冬天来了，下雪的日子，“病房”内格外清朗，而我却感觉无聊起来，靠在黄土墙上想来想去，认为我当初确确实实没有一点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而我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这样，我终于翻开《资本论》，想看看“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翻开书便欲罢不能，首先是第一篇第一章分析商品，第一句话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着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惊人庞大的商品堆集”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引起我物欲的想象，因为当时商品奇缺，买任何商品包括火柴肥皂都必须凭票。两相对比，在直观上就使我产生了对当前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怀疑。

    柴油灯下读《资本论》

    在劳教农场医院复活后，我还拣到一本破烂的《易经》，不知是哪位难友侥幸带进来的，最终成了他的遗物。两本毫无关联的书参照来看，竟相得益彰。

    马克思的文字令我如入仙境，使我手不释卷，不知不觉即将黄昏。我马上爬下炕，拿了十几粒张医生给我的鱼肝油丸向拖拉机手换了一瓶柴油。我将柴油倒进一个小药瓶，瓶盖上钻个小孔，穿进一缕破布条，就成了油灯的灯芯。晚上，灯光如豆，而我在灯下如痴如醉。这种浓烟直蹿的油灯我从1960年冬一直用到1965年夏宁夏农场普遍通电，每天早晨擤出的鼻涕其黑如墨，加少许清水搅拌搅拌可以用蘸水钢笔写信。这真是进入“雪夜孤灯读奇书”的境界了。

    我这里要引用马克思一段话，让读者领略到马克思的理论风采：

    “离开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抱庸俗见解的自由贸易论者，就是从这个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来判断资本和工资劳动的社会——剧中人物的形象似乎就有些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别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上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

    多么形象！完全是小说笔法！它使我激情澎湃，我立即感到我富有了！我自由了！我向张医生要了支钢笔，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引自罗曼·罗兰的话：“向正在受苦受难而又顽强奋斗的自由灵魂致敬！”

    家住银川的农垦战士告诉我，要买这种书最好到废品收购站。于是我又进了一趟城，只花了一块钱就淘到“1964年11月第2版”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资本论》和“1972年5月第一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无事可做的乐观主义

    在中国大陆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可以满足全部精神需要。管教干部大可不必没收我的文艺书籍，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就包容了他们在世之前的人类文化艺术成果，能让我在人类文明中徜徉，神游八荒。

    从希腊神话、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以及《圣经》直到莫扎特的音乐剧《魔笛》等，马克思恩格斯都穿行于其中，进出自如，更不用说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了；《资本论》中大量的注释，特别是1845年到1862年英国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简直可以当小说读；马克思还涉猎到中国历史，曾举明朝一位户部侍郎王茂荫上给皇帝的条陈，用来阐述货币史。《资本论》涵盖了19世纪前的世界史，可说是读世界史必备的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生动、风趣、幽默，有时还略带俏皮，用跳跃跌宕的概念构建出严谨的逻辑，这才是大智慧的表现！他们的幽默俏皮好似站在高高的云端俯瞰芸芸众生时发出的微笑。

    早在1872年就有评论家说过：马克思能“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也说得有一种特别的风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注释）。

    所谓“四人帮”最猖獗的年代，正是我觉得非常可笑的年代，正是那个年代培养出了我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那时我正在读《资本论》第三卷。

    当时的社会，严格地实行着“身份识别制度”，建立了一套遍及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的“身份识别系统”，出身于资产阶级、业主、地主、富农、上中农以及“黑五类”与可疑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不论多么优秀都无法进入社会上层，数以亿计的人固定在悲惨的处境中受着种种折磨和歧视。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这种统治是极其愚蠢、极其脆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今天，马克思这段话仍在我脑际徘徊。我认为，当前社会值得担忧的并不是贫富悬殊，而是贫富阶层之间流通的渠道不畅，社会底层的杰出人才能凭个人本事挣扎到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那段引文出发，马克思已经从社会经济基础上阐述了自由、平等、边沁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从而得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名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的论断。而我们还是用道德的自我约束来要求各级公职人员，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律。子女“常回家看看”一说入法，马上就入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而财产申报制要入公务员法何其之难。人民有权像管子女一样监管公务员！

    现在“中国梦”是个流行词，抚摸我精心读过的几本书，我以为最值得留恋的是那时读书的激情，如果要问我的“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能够返璞归真！

    （新浪博客 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