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市人济山庄B栋顶层的“最牛”违法建筑,在历经网络曝光、媒体追踪后,执法部门终于下达了限期拆除的通知,当事人也终于低头认错表示尽快拆除。
面对此结果,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么一起在光天化日下实施的违法建筑,6年间却在举报声中一直野蛮生长,从最初的几十平方米直至变成近千平方米的“空中花园”,是执法难还是另藏玄机?违法建筑的泛滥,背后究竟有哪些催生的因素,导致“更牛”违建层出超越“最牛”?
追问一:违建难拆,背后到底有何玄机?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地区违建案件的背后,几乎都有权力寻租的影子。
去年底,广州市下属某城管执法队队长王宝林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虽然只是一个“芝麻官”,但王宝林在查控和清拆太和镇违法用地与建设的两年内,便收受贿赂417万元、黄金制品500克,并有689万多元财产无法解释来源,其中包庇违建收受贿赂就是其重要的敛财手段。
在江苏、湖北、安徽、云南等地都发生过不少执法干部给“违建”充当保护伞的案例。
追问二:违建泛滥,为何违建“越拆越多”?
从根源上看,拆违本身也存在很多执法难点。法学专家认为,由于很多地方的城管,自成立时即缺乏组织法的依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因此,在强拆执法上有许多模糊地带。
拆除违建的程序大致如下:城管接到违建举报后到现场核实,查验是否具有报建手续,认定违建后下达违法通知,听证通知,若当事人没有自行拆除,再下达强拆通知。但现实中,面对数量惊人的违法建筑,到底该拆哪一处?执法部门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近年来,城镇化不断提高带来的土地增值产生了巨大的违法建筑的利益驱动,也成为违建疯狂蔓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追问三:遏止违建,还要迈过几道坎?
要彻底遏止违法建筑的泛滥,城市管理部门至少要迈过领导重视、强化问责、法律跟进三道坎。
首先,各级领导要对拆违高度重视,加强统一领导。由于违建利益群体的阻力,很多时候,拆违执法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要依靠强硬的行政命令。
其次,必须强化违建的问责。
再次,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障要跟进。法律专家指出,我们身边之所以成为违法建筑的“天堂”,是目前违建的违法成本太低,因此有必要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除了勒令拆除还要处以巨额的罚款,同时在个人征信中进行“黑名单”公告,让违法者在贷款、求职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文汇报》8.15 白婧利 吴涛 毛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