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东方学：带有中华文化本位主义色彩

    最早接触到陈寅恪先生的名字，要追溯到二十年以前我上大学的时代，当时通过学习隋唐政治制度史和《资治通鉴》研究等课程而接触到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特别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寅恪先生在留学多年以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回国任教，很快因通晓多种语言并将欧美的东方学引入中国学界而在学术界声誉日隆。不过，我考察了他的东方学的双重性，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欧美学者略作比较，并试图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背景来建立其早年学术的坐标，发现其实寅恪先生早年的东方学并不像一些读者认为的那么重要。19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的东方学的重要一支是所谓古典印度学，而当时古典印度学的重点是吠陀学，佛教学并非古典印度学的重点。到了20世纪初，佛教学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不是重点。寅恪先生所学习的东方学，并不是当时古典印度学的主流吠陀学，而是较为边缘的佛教学，这当然是受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所影响。

    具体来说，20世纪初诚然是印欧历史语言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寅恪先生却并不是世界范围内引领潮流的学者，而只是介绍一些研究方法到国内。他与当时顶尖的东方学者相比，在语言能力上并不占优势，甚至还有很多训练上的不足。事实上，稍作仔细考察可知，寅恪先生的东方学并不是真正的欧美印欧比较语言学，而是带有很强的中华文化本位主义色彩的佛教文化史研究。

    唐史研究绝不是平地起高楼

    当寅恪先生1921-1925年在柏林大学留学时，他的老师吕德斯带着另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正在整理中亚出土的古代写本，这些工作当然引起了寅恪先生的注意。他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短短数年间便以能处理梵、巴、藏、蒙、西夏等文献而蜚声学界。然而，他却在1931年左右开始逐渐转向唐史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或许并没有受到太多西方学术的影响，即使是怀疑寅恪先生唐史研究的学者，也一时半会无法理解寅恪先生一些主张的西学渊源。考察寅恪先生建立唐史研究范式之前欧洲和日本学者的唐史研究，特别是白乐日和玉井是博的研究，我认为他们两人是现代唐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白乐日是匈牙利裔，是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指导的学生，以研究唐代经济史于1932年在柏大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寅恪先生1923-1925年同时在柏大。

    玉井是博则是内藤湖南的弟子，也主要研究唐代经济史。他曾在欧洲游学，考察过柏林、巴黎、伦敦等地收藏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内藤史学在唐史研究上的影响体现在玉井的论著。在我看来，寅恪先生毕竟和内藤是两代人，所以交往机会不多。而他实际与内藤的弟子玉井是博直接打过交道。1930年徐森玉先生等人在北平设宴款待仓石武四郎、玉井是博等日本留学中国的学者时，寅恪先生也在座。寅恪先生的读书笔记中也有他读过玉井发表在《东洋学报》上一篇讲敦煌户籍文章的记录。因此，寅恪先生的唐史研究绝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实际上是建立在欧洲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也特别站得高、望得远，建立了中国现代唐史研究的典范。

    寅恪先生在海外游学十三年，期待学者同仁能继续发掘海外的相关文献，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寅恪先生及其时代的思想与学术。

    （《社会科学报》7.4 ［美］陈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