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为哀鸿立命

    导师李文海先生已经逝世一个多月了，忘不了急救病房中心脏起搏器绝望的撞击，也忘不了入殓过程中先生安详的面容。所有这些都历历在目，却仍然觉着他还是和我们在一起。

    我是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虽然生活在鱼米之乡，却也有过饥饿和灾害的体验。故此当我于198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后，便与灾荒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那时李先生刚刚牵头成立“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我原来想，既然是灾荒史，那就是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但是一经学习才发现，更应该以此为基础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借用李先生在其《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样一种视角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可是在当时，它恰恰是对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观的反思和修正，今日或可称之为灾荒史学或灾荒史观。这是李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经过深入思考而开辟出来的一条研究历史的新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前言中，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简单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只是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历史的政治方面，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往往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的历史，而研究阶级斗争史，又只注意被压迫阶级一方，或者是革命的、进步的一方，不大注意研究统治阶级或反动的一方”。其结果“势必把许多重要的题材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最被忽视的，则要算是社会生活这个领域”。他认为，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灾荒问题“对千百万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其完全“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

    记得在1990年代初期协助李先生撰写《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丁戊奇荒”这一章时，李先生嘱我一定要将《申报》上刊载的《山西饥民单》——一份由传教士从山西省灾情最重的地区发来的调查报告原原本本抄上去，说这样更能反映灾情之惨烈，更能揭示灾民之苦难，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我嫌其太长，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结果李先生大发雷霆，还拍了桌子。大约过了几年，他在谈起和江泽民总书记探讨“近代中国灾荒和社会稳定”这一问题时，特别告诉我，江总书记看了这一段之后印象极其深刻，还追问事实到底如何。对于之前的提醒，我越发难以忘怀了。灾荒，灾荒，从来都是人之灾，民之荒，脱离了人民去谈灾荒，灾荒何从谈起？

    （《中华读书报》7.17 夏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