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迟来的道歉

    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上个月，这位“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在媒体上登出道歉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批斗

    1966年6月1日，《济南晚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大中学校学生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牛鬼蛇神”即教师，“黑帮”即党政干部。

    当时刘伯勤就读的济南一中党支部最先抛出6个“牛鬼蛇神”，其中有教导主任李昌义，老师毕德质、胡熹和等人。

    一天，在批斗中，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当李昌义经过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当时打人是想‘尝尝滋味’。现在反思，我和李主任没有接触，也谈不上什么阶级仇恨。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抄家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抄家。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红卫兵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的玻璃碎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就被没收、抄走了。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反思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内心受冲击很大，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刘伯勤的班级举行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鲍德昌说，“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

    （《南方都市报》总第5704期 高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