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等提法,显然具有标杆意义。
考察“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路径选择,绕不开三重追问:
一是眼下城镇化遇到的问题,果真主要集中在小城市、小城镇吗?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曾说,“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等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基本可实现”。早已成为现实的事情,今天再大张旗鼓去“展望未来”,群众已经过河了,政策还在摸石头?
二是城镇化要推进,能绕得开户籍制度改革的门槛吗?且不说小城市的户口早就基本呈现“门户开放”的状态,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不算小的城市也在户籍政策上打过主意。不管是怎样的城镇化,首先是人的权益与自由的均衡与平等化,如果小城镇的户口继续与大城市的户口不能“通存通兑”,就算小城镇完全取消二元差别,又有多大现实意义?
三是“全面放开”之前,成本与管理的账单算清楚了吗?“落户”的意思,当然并不是指向那一本色彩各异的户籍卡,而是指向市民化的权益与自由。小城镇或小城市的资源总量基本是个定量,一旦“落户”政策扩张了城镇人口,公共服务不会因为面饼摊大了面积而“质量缩水”吗?
“自由多一分,经济长一寸。”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固然要循序渐进,由跬步而至千里,但如果不能从自由迁徙的藩篱入手、直面城镇化中的“硬骨头”与“深水区”,小步慢跑的姿态,也许未必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每日经济新闻》6.28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