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三十年光阴雷奔电掣,如今我已两鬓苍苍。但回忆起当年在南园宿舍里埋头苦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1978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走进了安徽大学的校园,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
可才读到大二第一学期,我的平静心态就被考研的事情打乱了。我本来绝无此念,可是风闻研究生每个月有36元助学金,这真让囊中羞涩的我怦然心动。我最终确定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专业。
一
1979年我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当年9月,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导师程千帆先生。
程先生刚直不阿的品性使我深感钦佩。我与同窗徐有富、张三夕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见他,先生说今年共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来联系,还寄文章或读书笔记来请教,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是我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
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因为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
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煌煌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
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两张床靠着窗口对面铺开,中间放着两张小书桌,连放张凳子的剩余空间都没有,我们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书。房间里没有书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墙码着一排书,颇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古风。我俩的作息时间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时熄灯。那时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都是常态。
二
1981年底,我们便毕业了,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从二十多位博士生导师中挑选了10位,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1982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
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三十年光阴雷奔电掣,如今程先生和郭维森先生都已不在人世,我本人也已两鬓苍苍。回首当年的读研生涯,依然清晰而且亲切。
(《文汇报》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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