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后的中印边界

战争后的微笑

    中印边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1962年发生的那场战争，战争给印度留下抹不去的记忆：战败；给中国留下尚待解开的谜题：战胜反而撤退。

    当1971年1月，21岁的湖北士兵万运祥抵达中国边境的西藏察隅县驻防时，战争已经过去近十年，中印边界的氛围趋于平和。万运祥记得，他们沿着那条6米宽的河沟巡防时，经常能看到对岸的印度士兵。言语不通，他们便挥手打个招呼，面带微笑。

    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共有三段。西段是新疆和西藏同时与印度接邻的地区，长600公里，大部分由中国控制。中段是紧邻西段长450公里的地区，均为印度侵占。东段就是万运祥所属部队驻守的地区，长650公里，有约9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为印度侵占。

    边境线上，每天都要巡防。万运祥所属连队负责的那段，大概要走四个小时才能走完。除了巡防外，他们还要在营区站岗值勤，白天一般六个小时一岗，晚上四个小时一岗。

    晚上的岗哨，是在前线修好的碉堡里。在作为两国临时边界的河沟边上，布满了这种碉堡，一个碉堡可以坐四个人，上面有两个射孔。一般来说，有经验的老兵才会被派到碉堡去。

    连队有命令，决不允许开第一枪。遇到任何情况，都得报告指挥所，“天上发现飞机要报告，地上发现公路塌方了也要报告”。

用语录喊话

    那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期，中央的文件不断传递到兵营供他们学习。万运祥回忆道，“比如如何保护好边防，如何把西藏建设好等方面的内容。闲暇时间，还会自学《毛主席语录》。”这些内容，也通过广播被“送达”到印度士兵那里供他们学习。

    在亚东边界，共设有乃堆拉、则里拉、卓拉3个山口广播组，每天对印军播放广播。李荣欣是卓拉山口的播音员，每天早晨7点，对印广播准时开播，李荣欣照例要先向对面的印度哨卡问好：“印军官兵们，我们现在开始广播。”接着播出一段提前录制的印地语《毛主席语录》，之后是昨夜录好的新闻。

    整个广播时长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和晚上19点，同样的内容将再次播放。每次中国的广播刚一停下，对面印度哨卡上的喇叭就开始响起来。“印度播出的广播比较随意，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时长，不像我们这么正式、严肃。说得最多的就是介绍印度国内的发展情况，形势大好之类的。”李荣欣等广播站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记录对面广播的内容，定期向西藏军区汇报。

    有时候，印方也会用不流利的中文播一些煽动内容。“比如中国军人们，你们都是从四川、河南等地，远离家乡来西藏吃苦的，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欢迎你们到这边来做客。”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使得广播线路严重受损。加之政治形势的变化，上级批准广播组停止对印军的广播。印军孤单地广播了一段时间，也没了声音。1973年，中方首先拆除了哨卡上的高音喇叭，印军跟着也拆除了。亚东边防延续近10年的“对敌广播”，就此结束。

谈判开启

    当万运祥、李荣欣在边界上警戒之时，另一条战线——外交，也在步履维艰地进行。

    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在这之后，中印边界问题开启第一层次的副部级官员会谈。1981年至1987年的6年间，中印副部级官员会谈先后举行了8轮。

    6年的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1986年，印度陈兵中印边界，并在当年年底通过法案非法侵占中国藏南领土，把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到1987年4月，印军向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补充了大量兵力，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建立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哨所的尖兵哨。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两军紧张地对峙着，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

    战争阴影散去，中印外交谈判再回正轨。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邓小平接见了他。作为一个成果，双方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自1989年至2005年的16年间，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共进行15次，几乎是每年一次。工作小组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推动了中印三次首脑出访。后两次访问，双方分别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两个协议使得中印边界十几年保持了和平与安宁。

    （《看天下》2013年第12期 张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