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纠结五十年

    “3月19日夜晚，一场龙卷风袭击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看着吧，在它消失的西北方阴天处，大约30天左右，会有一个不低于7级的地震。”湖南一位农民3月份发的这条微博自称准确预测了雅安地震，一些人把他当成大神，更多人则对他满是嘲笑：他曾预测过1500多次。

    雅安地震后，地震能否预报再次成为话题。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已纠结了近半个世纪。

    1966：响应周恩来的号召

    中国地震预报，开始于1966年。那一年发生了邢台大地震，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当时有一位老人对周恩来说：“出现这么大的灾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呢？”

    “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周恩来把那位老人的期求转给了年轻的学者们。

    1966年，正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越来越多的学者无法研究本学科，地震研究却颇有“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石油系统的权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

    一些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观测方法开始应用，比如观察岩石的形变、地磁、水位等等。高层呼吁要“群测群防”，群测点大都设在学校，由老师带领同学，定时观测，有的将电极插在大树上，接个电流表，观测电流变化，称其为“植物电”……地震部门的简报文件上，对群众路线的作用大为赞赏。

    随后几年，中国发生了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国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异兆被收集，一个规律被总结出来，即地震前会出现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动遵循“密集——平静——爆发大震”这样的规律。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上述规律的巧合性应用，使该次地震得以预报。

    1976：本可避免的灾难？

    辽宁海城地震后，“大家都觉得地震可以预报了，包括李四光等科学家都很乐观。”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说。地震预报学者在各地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直到一年半之后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丧生。“大家都傻眼了。”

    要说地震学者对唐山大地震全无察觉，却不符合事实。学者们甚至跟踪数年，但具体何时发生，就无人知晓了。与此前总结的不同，唐山大地震前没有小震。地震学者已然名声受损，于是各路“业余英雄”现身，预报还将有地震的意见如雪片般飞到地震部门。有人问地震预测专家梅世蓉怎么办，她说，“如数上报”。

    1976年8月24日夜晚，其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将梅世蓉、丁国瑜、马宗晋三位专家紧急叫到人民大会堂。“他说你们把预报都转到中央来，让我们怎么办？你们要拿意见。”情绪低落的梅世蓉回答说，“我们水平也不高。”会议一直开到凌晨3点多，最后华国锋说，“你们就说个人的意见，不要你们负责。”梅世蓉回忆，她横了横心表态不会发生大地震，其他两位也附和，华国锋随后拍板不发警报。所幸地震最终没有发生。 

    2004：地震预报的沉寂与复活

    《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钱钢，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时至现在，辟谣仍然是地震局露面的形式。

    一些老科学工作者提出，如果不能预报地震，地震局就应该撤销。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是在1980年成立的，2004年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前者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后者被划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汶川大地震让地震预报争议再度热烈。汶川地震对地震预报的打击非常大，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汶川地区甚至没有被划入危险区。

    然而，也有人号称预测了汶川地震的爆发，其中包括科班出身的退休研究员耿庆国。他说他的预报方法主要是干旱和地震之间的对应关系：大旱之后必有大震，旱区面积越大，震级越大。2010年玉树地震，山西地震局侯马地震台工程师余向红称向国家地震局上报了短期地震预测报告，时间和地点都对了，只是震级有误差。

    这样的事情，伴随着之后发生的每一次地震。“地震预报有点类似中医把脉。”专家说，有人曾号准过，但也像中医一样不能成为可依凭的理论，那些声称预测了地震的人也都是民间科学家，不能得到主流学界的承认。

    （《青年商旅报》5.3 杨传敏 马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