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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云南大学建校90周年、熊庆来教授诞辰120周年。
熊庆来是我国现代数学先驱，是我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建树颇丰并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他倡导“科学救国”，执掌云南大学12年，使云大由省立而国立，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西南角，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意义重大。
本文是熊庆来之子、熊秉明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作，虽是旧作，但每每读来，感人至深。
1 若要简单扼要地用一两个词来描写父亲的性格，我想可以说：平实、诚笃。
他的面貌方正，嘴阔，鼻系“悬胆”型，眼睛较细而近视，目光含蓄平和，举止言谈也比较缓慢而持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便常训诫我：“不要心急，慢慢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生性灵活好动而常显浮躁。
我没有看到他非常地动怒过，或者激烈地表现过欢欣与悲哀。他没有浪漫主义的素质，可以说相反，他厌恶浮夸与虚饰。
他并不善词令。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十数年，他一直说着云南话，音调低沉而缓慢。云南话很容易懂，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腔调去讲课或和人交谈。云南人说云南话，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本色的，和他的平实诚笃的气质正是一致的。我想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云南人，山国的人。
待人接物以诚，是他一向为人的原则。外表的浮华、机巧的欺谎、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学校里建造考究的美国式体育馆，他认为没有必要。他常说巴斯德发现细菌，居里夫妇发现镭，都不是在漂亮的试验室里完成的。
他爱恬淡朴素的生活，不吸烟，不喝酒，不许母亲打牌。这些都不是立意要做自律正严的道学家或者清教徒。他确乎爱恬淡的生活情调。家里的烹调是清淡的家常口味。他的衣着也朴素，但也有一定的考究和大方。室内没有奢侈的陈设。工作之余他爱收藏一些字画，但是并不苦心搜求稀见难得的古董。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他见了喜欢，也买，并不只因慕名而收藏。
他自己也写字，亲自为人题婚联、挽联，措辞总求有新意。但机会不多。他的字体开阔平稳，没有外在规矩的拘束，也没内在情绪的紧张。点画丰润，顿挫舒缓，给人以宽和端厚的感觉，一如他的性格。眼光尖锐的还可以察觉出他对空间的敏感，这一点大概和他的数学训练有关。半身不遂之后，左手握笔难于控制，笔划颤抖，但过去的笔致和结构仍隐隐然可见。
他喜欢京戏，却不常看，若去，必和母亲一道。
诵读古诗是他心情好时的遣兴，也是他失意时的慰藉和支持。有意兴时，他自己也做诗。遣词造句，常见新意。1957年东返后，颇有不少赞扬祖国新气象的咏唱。
诗人中他最爱陶渊明。他喜欢菊花。住清华园西院时，每到秋初，便向学校的花房订十数盆各色的菊放在石阶的两旁，一两个月，院里充满“秋菊有佳色”的氛围。
“菊缘”是母亲的名字。他们同年同月生。母亲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命名从这里来。父亲生于九月十二日，所以一向合并了在一天庆祝生日：九月十日。庆祝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头天晚上母亲亲自和面擀面，面粉里不搀水，全用鸡蛋，擀得极薄，切得极匀，放在湿布下，留待第二天用。鸡选上等的，炖出做汤。一家人就在温暖快活的气氛中围桌享用这鸡丝寿面。鸡肉、面条、鸡汤都透着、闪着浅浅的明亮的金色。经过母亲的慈心巧手，使滋味的精美与纯粹升到象征的境地，铭在我们幼小的心上。我们以为那是人间无上的美味，远远超越一切豪奢的蛮腻。
偶然，星期天上午，有兴致时，他会为我们讲一段《左传》或《战国策》，或者一节代数几何。学校里的作文发下来，他总带着很大的兴味去看，并说出他的意见。他爱文字的精确。他赞成白话文，但是反对用口语写科学论文。在几何求证里，他认为“如果……则……”优于“要是……那么……”。因为“如果……则……”代表严格的思维方式，不得和“要是下雨，那么我就不去了”的句式相混淆。
显然，这样一种性格宜于做科学研究和教学。他也的确视数学研究为他的本位工作。他以为科学工作获得的真理是客观的，真假差误可以核对，可以用实验证明。行政工作，任劳任怨，而褒贬没有定论。牵涉到政治问题更是利害混入是非，权谋高于原则。
2 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著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
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做教授兼系主任。云南大学闹风潮，省主席龙云打电报给他，请他主持云大。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而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他坚决果敢地保护了学生和进步教授。但是后来人们论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说他是数学家。这一段艰苦非常的事业极少记述。不仅如此，到了“文革”期间，他受审查，不断写交代，也都因为有这一段经历。
50年代，他滞留欧洲，患半身不遂。后渐好转，可以行动，可以用左手执笔写字。因为暂时不能归国，决定回到数学研究。但是做了十二年大学校长之后，“重理旧业”并不容易，何况抱病？但他的平实诚笃里蕴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文章，连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上发表，并且完成了一本书编入法国数学丛书。
这时国内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使他又一次面临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服务的选择。那时我在欧洲学习，侍奉在侧，看到他犹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时年轻，当然是主张他回去的。我以为他这样的科学家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以他的爱国热忱和质朴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后，国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奋，他一心想在晚年透过数学工作作出贡献，指导研究之外，自己发表了不少数学文章，但不及十年便发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转为罪状：“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也成为交代不完的旧账。终于经不起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磨折，于1969年2月3日逝世。1978年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1978年灵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于1979年回去，看到父亲用左手所写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划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自然亲切熟悉，然而写的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录，我顿觉眼泪的辛辣，心的绞痛。
3 父亲有沉厚执著的爱，对科学真理，对祖国乡土。他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不硬性阻止母亲念佛，供一座白瓷观音。关于信仰，巴斯德曾说：“我们内部有两个人，一个是理性的。他要清除一切成见旧说，通过观察、实验和严格推理来了解自然。一个是情感的。他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他无法证明他能够或者不能够和逝者再见。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目前人类的知识尚太粗浅，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相牵涉是不幸的。”
他属于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代科学家，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从事科学，但他们没有大声疾呼科学如何如何，他们默默耕耘，实实在在为中国科学奠下基石。他们是拓荒者。
他曾讲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结尾的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说，“风”字原作“德”，一字之易，旨趣效果大为不同。“德”字含义太落实；“风”字的意味广阔悠远。“德”字局限于善，只评及德行；“风”则把善与真与美都纳入其中了，范畴尚未分化，一个字把全篇描述点化为一幅气韵生动的画像，而人物的画像复扩展而融入山水天地之间。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的风。在那里，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玄学与反玄学的论战，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都是“语言的纠纷”。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
1991年8月于巴黎
（《光明日报》4.25 熊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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