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里的西南联大学子

    近年来，以远征军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颇受关注。一段湮灭在烟云中的历史被钩沉出来，中国远征军渐渐浮现在今人的视野。有不少人去滇西和缅甸寻访远征军的足迹，当一轮明月当空照之时，凭吊战场，在战争的铁与血之间，伫立着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

    美国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共有三百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军官和技术人员和军事翻译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也说明了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西南联大“学二代”

    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联大教授的“学二代”也纷纷参军，或当译员或任驾驶兵。联大三位常委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不仅联大的“学二代”，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学二代”，大多有从军的经历。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美术家和艺术学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当时他也弃学从军。联大学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子，当时也和同学一起当军事译员，他的母亲沈性仁在抗战期间因为疾病得不到治疗而病逝，联大教授金岳霖曾写文章悼念。

    梅贻琦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从军运动中报了名，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联大学子从军，不仅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亲身体验到政治的腐败。军委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赖某私刻图章，冒领译员薪金70余万元，亏空公款30余万元，致使西南联大到远征军做译员的同学不得不向美军朋友借钱。但联大学子依旧投笔从戎，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

    驼峰“生死线”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9月28日，九架敌机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

    当时，日寇占尽空军优势，我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重，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有12人被录取：1941年录取戴荣钜等11人，1943年录取1人。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学习七个月，见习三个月）。

    戴荣钜在美国受训期间写的一封家书，可以知道这批联大出身的空军飞行员的所思所想：“九日起开始飞P-40。一千二百马力之大飞机，我也能飞翔自如，我自己都不会想到。今生不虚。三个月见习完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国。”从这封战时的家书中，可见联大出身的飞行员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他们经过国内外训练后分批回国参战，和美国盟军飞虎队一起痛击日寇陆空军。12人中牺牲者有5人。

    在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外文系彭国涛去美国十四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中国航空公司（CNAC）招考飞行员，西南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者有11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

    驼峰航线的运输线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并且为避开缅北日机的袭击，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联大学生朱晦吾和沈宗进就因此牺牲。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有的牺牲殉国，英烈碧血洒长空，有的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赤胆忠魂，功昭日月，永励后人。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生于天津。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有文章发表，后考入清华大学，随校南迁至长沙，又至昆明。1940年8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

    1941年3月初，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进入缅甸不久，远征军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个团在仁安羌与七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成功救出被困的7000名英军以及500名传教士、记者，英国朝野为之震动。可惜，仁安羌大捷后，盟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战区总指挥官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与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指挥权争执不休。而此时，曾导演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又自作主张向印度方向撤退。盟军在贻误战机，而日军五十六师团（日军精锐师团，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在几天之内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奔袭，切断了盟军的退路。

    见通往中国的退路已断，史迪威随英军撤往印度，而蒋介石为保全实力则令杜聿明带队回国。此时，穆旦已被编入了二○七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而二○七师也参加了自杀性的殿后作战。子弹、炮火和死亡早已让穆旦忘却了诗歌，他的战马被炮火轰倒，传令官也中弹身亡。日军像发疯的野兽一样地追击他们，神秘、凶险、前途莫测的原始森林，埋伏着重重危机。穆旦虽然在日军的追击下逃脱，但前方等着他的却是一片人间地狱。

    除了饥饿，还有更大的威胁——缅甸的雨季。在原始森林行军，暴雨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在热带的暴雨下，在阴暗死寂的胡康河谷，穆旦迷了路，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那一刻，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位联大的诗人，已经接二连三目睹战友倒下之后变成白骨，对死亡的恐惧渐渐麻木。他的腿肿了，全身疲劳，随时都可能倒下，但求生的意志告诉他，只要倒下，他就成为森林中野兽和蚊虫的食物。更可怕的是，穆旦患上了疟疾，好在他手中有杜聿明撤退前给他的两颗药片。凭着这两颗宝贵的药片，穆旦以强大的意志，慢慢逼退了死神的阴影。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天之久，但是这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年轻人，在他失踪了两个多月之后，居然从“地狱中生还”。瘦弱的诗人穆旦走到了队伍的集结地印度。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经历如此严峻的考验，经历过野人山九死一生的煎熬，战争在这个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也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此之后，穆旦就像换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的。还有一次，穆旦无意中曾跟人提及，他亲眼看到一位军人的尸体，只剩下一堆白骨，但是脚上仍穿着一双完整的军靴。

    穆旦经过多少次的噩梦，经过多少次的遗忘，试图摆脱野人山的苦难历程，但这些记忆仿佛在他的思想里扎了根。在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穆旦饱蘸着一腔热血、满怀对死者的哀悼，写下了惊世之作《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后改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于1945年发表。这首“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一诞生就是经典。这首诗歌埋藏着一个时代青春与死亡的秘密，是联大学子从军这段历史的见证，是战争年代死去的和活着的人的哀歌，也是一个民族在战争烈焰中浴火重生的精神。

    （《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