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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会首次接待外国记者
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次日举行了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下午5点前，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吉米·福鲁克鲁斯按照通知，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大厅中间摆了一张U型酒桌，上面放着小吃、水果、酒、饮料等食品。
这是吉米第一次采访中共党代会，此前，党代会从未向外国记者开放。
突然间，大厅灯火通明，酒桌尽头的一扇门打开了。两个小时前刚刚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依次走了进来，向大家问好。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起来。
五位领导人顺着U型酒桌绕场一周，频频举杯敬酒。站在酒桌外侧的400多名中外记者，顾不上吃喝，紧紧围着他们，争相举手提问。
参加招待酒会的外国驻京记者，都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成员。
俱乐部起了桥梁作用
1980年8月8日，中国记协恢复了活动，与多个国家互派新闻代表团访问。
1982年，记协决定，在国际联络部内设立一个专门联系和服务外国记者的部门，叫“外国记者俱乐部”，驻华外国记者都可加入这个俱乐部。
吉米回忆说，当时世界各国驻京记者也就100人左右，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外国常驻记者所持的签证，需三个月一签（现在为一年一签），采访需要提前申请，通过外交部办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俱乐部的成立，让驻京外国记者们十分高兴。“靠我们自己，平时很难找到采访单位，他们都比较防备外国记者。俱乐部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作用。”吉米说。
中外记者交朋友
1986年6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外国的新闻机构和传播媒介，广泛结交一批外国记者。
这时，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已近200人，来自近30个国家的100多个新闻单位。美国、日本记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记者，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记者不多，非洲的一个也没有。
这些常驻记者基本能用汉语直接采访，有的还懂广东话、上海话。时任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的丁永宁，要求国际部的工作人员跟外国记者交朋友。交朋友当然也是有选择的，标准主要是：态度友好，报道客观，基本立场是不反华的。他们在美国记者中选择了四五个人，在日本记者中选了两三个，苏联、东欧、西欧的各选几个。
丁永宁和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两个部下，时常约外国记者到记协来喝咖啡，了解采访需求。一名路透社的记者向丁永宁抱怨：“你们那么多部长，为什么不肯见记者？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你们的义务宣传员。”
丁永宁也注意到，当时中国虽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经常开发布会的是外交部，这对外国记者来说，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新闻发言人不是部委一把手，讲话有局限性，权威性也不够。
公安部长的到来引起轰动
1986年6月20日中午，记协来了一位高官，引起了外国记者的轰动，这就是时任公安部部长阮崇武。
中国的公安系统对外国记者来说，始终是神秘而极有吸引力的。为了让他们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丁永宁去公安部找到了阮崇武。
同时，她找来平时走得比较近的外国记者，了解他们想提哪方面的问题。摸底之后，丁永宁整理出有关刑事案件、公安干警队伍、对外国人的管理等方面的30多个问题，提供给当时的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王景荣。王景荣对此进行研究，有些问题还请教了外交部、中宣部外宣局。
丁永宁向阮崇武详细介绍了这些驻华记者的特点，比如，欧美记者很活跃，特别是法国记者，喜欢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日本记者很少提问，喜欢观察，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最深。她还介绍了之前几次发布会的经验：“回答问题要开诚布公、实实在在，不能应付，也不要讲空话、套话，或者打官腔、玩弄外交辞令。”阮崇武提出，记者会太正式。丁永宁便设计了一次午餐会，就在记协老楼的一楼大厅举行。
发布会绝不能应付
随着发布会的成功举行，应邀参加发布会的人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以及李长春、江泽民等当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都被请到俱乐部跟记者见面。仅1986年5月至10月的半年间，就有14名部长级官员会见了中外记者。
然而，不是每一次发布会都以成功收尾。记者俱乐部曾请来一位军方高级领导人。丁永宁记得，吉米在发布会后总结了一段顺口溜，形容这位领导的发言：“三个‘不知道’，四个‘无可奉告’，还有一个‘请你去看《人民日报》’。”
丁永宁说：“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很了解，发布会的回答绝对不能应付。”
199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记协组织的新闻发布会逐渐减少，随后消失。在记协的部门合并中外国记者俱乐部也消失了。它当年所承担的联系和服务外国新闻媒体、记者的功能，如今由记协国际部综合处继承。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13期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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