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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后，重庆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结队到位于城市西边的沙坪公园扫墓。40多年前，重庆与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当年武斗的部分死难者被掩埋在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缓坡上，成为墓群。2009年，墓园被正式命名为“红卫兵墓园”。
《红岩春秋》原副主编何蜀直言，“红卫兵墓园”的名字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名字应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冰释的记忆
在墓碑前摆好花圈和遗像，然后是默哀、三鞠躬、回忆死难经过、献诗献花，重庆18中当年的30多位老同学，在墓园的西北角祭奠三位死难的同学。
这是2013年4月4日，清明节的上午，整个过程气氛平和。一位姓徐的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同学们基本上每年都来。这个两米多高的墓碑，当年他亲自参加了修建，现在还是原样。墓里埋的只有同学的衣物，没有遗体。
墓园西北角的一座墓碑上摆着一块特别制作的彩牌，上面是12位年轻学生的肖像，四女八男。牌子上方写着“重庆市第29中学文革罹难校友”。
当年的校友蔡凯先生告诉记者，牌子在清明节前就放到了墓碑上，当天来了很多老同学。墓里其实只埋着8位同学，另外4位同学当年是另一派的死难者，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都是死难者，都是同学，就一起祭奠了。”
18中、29中的这些老同学说，早在1969年他们“上山下乡”后，互相对立的双方就不再对立了，还有曾经观点对立的男女同学结为了夫妻。扫墓，同学们也都是一起来，不论当年是哪方哪派。当年生死一道，同学之间的纯洁无私才是他们最深的记忆。
“红卫兵墓园”2009年能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大约十几年的波折，有很多人的努力。
多年从事重庆“文革”史料收集的作家、重庆《红岩春秋》原副主编何蜀告诉记者，“红卫兵墓园”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很长，其间经历反反复复。
“文革”后有的墓被毁了。重庆机械学校死难者的墓，大约埋有十几个人，碑本来很高。否定“文革”时，学校有领导对这个碑看着很不顺眼，曾气愤地说，他们是什么“烈士”，就派工人去毁了。
重庆大学“文革”时建的死难者的墓碑，这个时候也被平掉了。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该墓园的去留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它炸掉，清除“文革”遗迹与记忆；一种是保留，警示后人。何蜀回忆说，很多人写信给重庆和中央的领导，说重庆否定“文革”还不彻底，标志就是这个“红卫兵墓园”的存在。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文革”前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被打倒，“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有一天，此前从未去过“红卫兵墓园”的廖伯康亲自去考察了一番。其中一个墓碑上写着：“我兵团战士,女，终年十四岁”，名字看不清了。廖伯康非常感慨，专门开市委常委会，拨款两万元，给墓地修了一道围墙，并提出“不宣传、不开放、不销毁”的三不原则。墓园得以渡过一次危机。
第二次拆除危机发生在1993年。重庆当地媒体报道称，当时，某港商要投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不知何故，整个规划不了了之。
2005年12月时，再次传出重庆“文革”墓群将被拆除。其后有关部门证实“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关于武斗的死难记忆
“红卫兵墓园”里埋有多少死难者？
在重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媒体的报道中也有差异。
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的文章里的计算是，墓园的113座墓里，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二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达58.9%；26岁以上者达46.5%。
根据何蜀的研究，墓园里埋得最多的是工厂企业里的职工造反派，如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每个厂死的人都不少，有的大墓里埋着几十个人。埋在墓园里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何蜀说，重庆大学是全国大学中因武斗死亡大学生最多的，一共死了27人。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在1967年到1968年间参加武斗死亡的，还有少部分是被乱枪、流弹打死的无辜者，或枪走火及试制武器中发生事故死亡的。
当年，重庆的造反派分成“815”和“反到底”两派。
起初双方武斗是用棍棒、钢钎、刀、石块等。1967年7月25日，“815”率先拿枪攻打“反到底”的一个据点。“反到底”当时控制了建设机床厂。这个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是最新式的，号称全国第一步枪厂。听说对方用枪，这边也马上发枪。此后“815”又到军队抢枪。但抢来的枪比较落后，有的还是抗战时期的老枪。
武斗最厉害发生在1967年8月。
从8月初到8月20日双方为争夺重庆市内的两个制高点，发生了两次最大的武斗。武斗中，“反到底”派用三七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平射，“815”进攻的人是一片一片地倒下去。直到9月中央调查组到现场调查，还有几十具尸体没有人收殓。双方的死难者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和学生。
当年9月5日，中央发了“95命令”，双方把枪交了，大规模武斗才告一段落。
1968年4月后，因双方各自支持不同的四川领导，武斗重新开始。这次“815”再次首先动枪，一下就把没有武器的“反到底”派打散了。
何蜀记得，武斗中当年重庆大学一位姓段的大学生，被对方俘虏。对方要他投降。段说了一句“815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当场被打死。
重庆大学还有一位姓辜的大学生，帮“反到底”派守工厂，最后独自一个留下用机枪掩护同伴撤退，被攻上来的“815”派乱枪打死，身中七弹。
蔡凯回忆，29中死难的“815”派的同学，有几位是帮学校搬家，赤手空拳，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围上来的对立派乱枪打死的。
今年71岁的郑志胜与其他收集“文革”史料的人不同，他自己写了本还没有出版的书，其中记录了他在“文革”中埋葬死难者的传奇经历。
郑志胜说，“文革”中他处理过300多具尸体，埋在墓园里的有200多具。“文革”前，郑志胜进入重庆大学。郑说，当时他是光着脚到学校的，校长给他解决了一双鞋。“文革”开始后，他就站在了校长一边，校长被打倒后，郑志胜说他就失势了。一天“815”派的人找到他说，你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死人你来处理吧。
当时，尸体越来越多，先是埋在重庆大学，后来埋不下了。郑建议把死者埋到沙坪公园，也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当时沙坪坝区主要是“815”派控制。这个地方早年就是块墓地，埋有为数不多的军人烈士。
怎样记住？
“这毕竟是一段历史，不管你怎么看，它都摆在那里。”陈晓文说，他编的“文革辞典”已有700多条，这花费了他近三十年的生命。
他还提过建议，公开征集“文革”文物，建一个与墓园相连的博物馆。他说，作家漆园子曾提过很动人的设想，像耶路撒冷一样建一个“哭墙”，把死难者的名字（重庆乃至全国）都刻在上面。
4月4日将近中午，一位少妇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到墓园献花。女儿突然问道：“妈妈，红卫兵是什么？”
采访郑志胜那天，在墓园门外，一对年轻男女大学生也站在一旁听，两眼茫然。女生是重庆人，男生是山东人，想进园参观，未获许可。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里，年轻的大学生没人知道这个校园里曾经有一个“红卫兵墓园”。就是老年人，偶尔会有人告诉你大概的位置，说的地点会完全不一样。
29中的老校友说，在家从来不跟孩子们提“文革”的事，孩子们也不感兴趣。说急了，孩子们就会蹦出一句：“疯子，都是疯子！”
在何蜀看来，“文革”的死难者都很冤枉。当时很多人喊着“头断西南，血染四川”去死的。但是，很多资料还都不开放，只能在民间收集，何蜀认为，这很难得到准确的信息。
何蜀直言，“红卫兵墓园”的名字是不准确的。他认为更准确的名字应为“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据了解，墓园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记者在墓园正门外墙上看到，上面仍有“文革墓园”字样的痕迹。
(《北京青年报》4.7 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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