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国学观”

    “国学”这个词原本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产生的一个日语词，是日本学界在“汉学”、“洋学”之外，对本国学术的身份确认。“国学”一词输入中国后，也与“西学”、“洋学”（外国学）相对而言。晚清“国学”意识的自觉，与“洋学”意识的产生不可分割，是民族防卫意识和文化自尊的一种体现。

    但是，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国学”与“洋学”的绝对分野已经不存在了。从研究者的文化主体性说，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都应属于“中国之学”，即“国学”；凡是中国人所做的学问，包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只要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智慧的，都应该称之为“国学”。简言之，凡是“中国人之学”就应该称为“国学”。

    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来看，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现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梁漱溟、朱光潜等，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之“国故”、“国粹”的所谓“国学家”，而且也是研究“洋学”的“外国学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外国问题，并不是鹦鹉学舌，拾洋人之牙慧，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去烛照外国，理解外国、表述外国、阐释外国，并由此返观本国。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中国学术史的。这样的外国问题研究，也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

    作为自信的中国学者，要对外国学者不苟同、但存异。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有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学问乃至思想的“国尊”、“国格”才能真正形成。“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国尊”、“国格”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国学”的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

    （《北京日报》3.11 王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