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义考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

    古汉语中对“中国”的解释

    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说文》：“邑，國也，从□（wéi）”，原指城邑。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指诸夏列邦，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二）指国境之内。（三）指中等之国。《管子》按大小排列，将国家分为王国、敌国、中国、小国。（四）指中央之国。《列子》按方位排列，将国家分为南国、北国、中国。

    以上多种含义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对称的诸夏义的“中国”，皆指四夷万邦环绕的中原核心地带。

    “中国”一词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中心与政治中心，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史记》卷43《赵世家》所载战国赵公子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与叔父公子成论战的赵武灵王（?-前295）则指出，夷狄也拥有可资学习的文化长处，如“胡服骑射”便利于作战，中原人应当借取，从而壮大“中国”的文化力。发生在赵国王室的这场辩论，给“中国”的含义赋予了文化中心的内蕴。

    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思问录》等著作中，对“中国”与“夷狄”之间文野地位的更替，作过深刻论述，用唐以来先进的中原渐趋衰落，蛮荒的南方迎头赶上的事实，证明华夷可以变易，“中国”地位的取得与保有，是依文化先进区不断流变而有所迁衍。

    “中国”是如何衍变为国名的

    以“中国”为非正式的国名，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该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前114）出使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史》卷95《列传·外夷一》载，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作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这已经有了国家疆界的分野，没有继续陶醉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虚幻情景之中，此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的词语，变为接近国体意义的词语。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

    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清朝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北京日报》3.11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