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文学成就不能低估

    随着电影《萧红》的上映和电视剧《黄金年代》的筹拍，作为主角的萧红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如同她短暂一生中的四段感情引人争议，萧红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有待重新审视。

    萧红“左”不“左”

    教科书里把萧红归类为“左翼作家”，但是读过萧红作品的人会发现，萧红绝非政治化的作家。她从来都是言之有物，不曾为政治宣传而发出苦大仇深的呐喊。电影《萧红》的导演霍建起认为：“即使萧红在那个时代有进步的意义，她也不是那样一个很政治化的作家，问题不是‘左’不‘左’，而是她关心的是普通人、底层人，在那个时代很罕见。”《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认为：“萧红不是那种追寻政治风向的作家。她的文字里更多带有一种文化论的色彩，往往会超越阶级论，人性内容较为丰富，涵盖也广。”

    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直接批评过萧红缺少对“压迫”的描写：“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萧红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呼应了茅盾的批评：“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一场“两边不靠”的误会

    1949年之后的文学教育，在文学审美方面多有束缚。思想开放眼界开阔之后，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则多能以艺术视角赢得内地读者认同。萧红的被低估，像是一场“两边不靠”的误会。她怜悯民众疾苦，作品皆从平民立场出发，但是在“左翼阵营”中却受到“不写剥削”的批评，文学强调政治性的时候，她显然不重要；当人们想法改变了，她又被湮没在“左翼作家”群体里。林贤治如此概括这种结果：“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林贤治把萧红概括为“天才型作家”。“萧红的主观色彩非常强，富于创造性，无师自通，带有天才型作家的成分。同时，她非常自由地书写，不考虑评论家或者读者阅读的倾向或者趣味，按照自己的脾气、喜好来写。”

    文字之外，林贤治也强调萧红作品的思想：“萧红女权主义的视角、平民意识，之前都被忽略。尤其是人性的内容，这在以前可以说是一个禁区。”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萧红的《呼兰河传》位列第九。这些来自内地之外的认可，多少说明萧红文字的普世审美意义。

    （《时代周报》3.7 张润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