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中的中联部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中苏论战，至今尚未有权威性的结论。当时，我参与了论战公开阶段的全过程。作为见证人，有必要把我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

    为论战提前毕业

    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对中共发起突然袭击，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则发表书面声明称：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歧的。

    至此，始于1956年的中苏论战，从内部争议和影射攻击，逐步走向公开争论。

    这一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为了论战的需要，学德语的我被选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当时，中联部作为中央处理国际问题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同苏联共产党及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为大论战服务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被分在中联部一处（即后来的苏联东欧局）工作，处长叶蠖生，著名历史学家。中联部分管一处工作的是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中联部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收集苏共及各党的动向和言论，提出政策性建议；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和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准备各种材料。 

    东欧四国党代会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东欧四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中共中央派出了由伍修权为团长的代表团。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争论。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该党总书记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原则将导致战争，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国未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引起的等等。赫鲁晓夫致词时，突然建议从现在起停止各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中共代表团将新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原来准备的贺词是叶蠖生布置我起草的，后来我又参与了贺词审定稿的起草，增加了以下新内容：对苏联的和解建议，表示要听其言观其行，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对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些兄弟党的做法，表示了“极大遗憾”。

    伍修权讲到上述内容时，大会主席一再阻止，会场上发出叫喊声、跺脚声，成了一场攻击中共的闹剧。

    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发表文章反击。中联部起草了初稿，最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于1963年1月27日发表。

    钓鱼台写作班子

    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中央于1963年2月成立了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组长康生。起草小组集中在钓鱼台8号楼工作，因此被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

    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突然发表公开信公开中苏分歧，全面攻击中共的观点。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决定予以公开回击。中苏论战由此进入高潮。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即“九评”），以激烈的言辞批驳了公开信的观点。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第九评是“九评”系列的压轴戏：《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标题也是他确定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文中引用了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等问题）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种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是“九评”中“左”倾思想的要害。

    王稼祥遭冤屈

    对于这场“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一直有些忧虑。他感到，中国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又同苏联、美国和印度严重对立，强调斗争太多，不太讲究策略，“失言失算”，给人以一种“四面树敌”的感觉，会造成内外形势十分不利的局面。经部务会议反复讨论，王稼祥就若干国际关系问题于1962年2月27日致信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

    信中提出：应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建议信发出后，没有回音。但王稼祥在中联部内部以及中联部主管的对外机构中，主持起草了近10个文件，贯彻了这些思想。

    王稼祥受到批判，始于当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

    以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发前，王稼祥主持起草了团长的讲话稿，得到中央批准。讲话稿突出了“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国代表团的做法，苏方比较满意，但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第三世界的代表团却表示了不满。

    接到报告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1963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

    1964年之后，中央没有让王稼祥继续主持中联部工作。1966年3月，王稼祥重新出来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文革”开始后，在康生的“打倒王稼祥”的口号下，王稼祥被隔离审查。

    1979年2月，中联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无”问题平反的请示》。2月17日，经中央批准，以中联部《通报》的形式发至全党。

    再搞论战，就要亡党亡国

    1993年8月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一次会见外宾前，对时任中联部部长朱良说：现在有些人要肯定“九评”，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并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请你们搞一个简要材料，主要说明“九评”能否肯定。

    我们就此写了材料，内容主要是邓小平关于论战和“九评”的论述。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同外宾的多次讲话中，对这场论战的结论是：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回顾这些论述后，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里提出：如肯定“九评”，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并且引起争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几天之后，江泽民对我们说：你们的材料，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了，很好。再也不能搞论战，搞政治运动了，否则就要亡党亡国。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8期 吴兴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