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九君子”冒死接近国联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深夜，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并于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一周内，日军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城市。

    值得反思的是，蒋介石竟把事变看作国内矛盾“转祸为福的转机”，仍按兵不动，坐等国联裁决。等了3个多月后，等出了个日军枪炮撑起的“满洲国”。

    国民政府无作为，但东北许多热血男儿却迅速揭竿而起，组织各种武装反抗团体同日寇生死相搏，“沈阳九君子”就是其中之一。

    九君子冒死挺身而出

    得知“国联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九位爱国知识分子，便自发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这九人还包括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他们在日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下，冒死行动起来。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的。比如，日军把持“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告，贴在财政厅大门前，那里时刻有日军站岗。负责拍照此证的巩天民，偷偷爬到日军司令部对面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布告才拍照成功。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寻到地点，晚上再揣了水瓶子把告示润下来，弄残缺了的，还得想法再找。

    在这样惊心动魄的恐怖中，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40多天，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最后经整编，形成了一份400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包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及日军一手炮制伪满洲国等内容。他们准备将此文件交给调查团团长李顿。

    日军制造假象阻控调查

    迟至1932年2月2日，国联才派出以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调查团。4月21日，调查团到达沈阳。

    当时，日军专门成立了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后撤至铁路沿线，以造成没有日军占领的假象。关东军还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迫使官民众口一词，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要做到闭口无言；规定若有人能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将奖励高额奖金；“政治犯”、乞丐，以及任何“可能会损伤日本人面子的人”，都被关押到“满洲国”监狱。

    调查团所到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反日人士想接触调查团，简直难如登天。如果调查团取不到日军罪证，那东三省就将在世界舆论中真的成为“独立国家”了。

    沈阳九君子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生死文件当面交给了李顿先生，并秘密同他们面谈。这份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入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

    《报告书》虽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日本政府退出国联后，日伪当局很快将这九位抗日知识分子逮捕入狱，施以酷刑与利诱。其中，九人在狱中及出狱后，一直与日寇斗智斗勇，体现了高尚的爱国气节，被后人称颂为“沈阳九君子”。

    （《光明日报》3.1 刘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