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悲惨世界》的缘分

    1966年，我在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求学。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身边许多原本温良恭俭让的同学都突然变了样。有次从上海探家后回杭州，我的行李箱夹层里秘密夹带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

    趁宿舍没人的时候，我悄悄翻开了《悲惨世界》，下意识地随手从中间翻开读，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到天亮。看完后再从头读起。终于，我抑制不住地哭了！我读着这部有关人性的经典小说，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感到这些日子来受到的委屈和压抑，全都从我身体里宣泄出来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嘉善一印刷厂当工人。因为学的是美术专业，我开始业余创作连环画。那次，我以业余连环画作者的身份，被抽到衢州参加浙江省连环画创作会议。会议上几个分别许久的老同学相聚了，其中有位比我低一届的同学梁平波。

    1979年时，雨果的《悲惨世界》作为第一批开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那时，我已调回上海，在人民印刷七厂搞美术设计。我欣喜万分，当即给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写信，表示“即使没有稿费，我也愿意自编自画创作《悲惨世界》连环画……”

    回音很快来了。那天我在单位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正是老同学梁平波。此时，他已担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梁平波热情地鼓励我立即“开工”，他还派社里的资深编辑陆和荪来帮我修改、润色脚本。

    为了画好《悲惨世界》连环画，我必须查找相关的资料，因为当时我连国门都没出过，19世纪的法国是什么样子，我得凭借资料才能展开想象。朋友知道我在“想象”法国，就介绍并陪同我拜访了曾在欧洲生活过的老画家陈俭，他曾画过十分精美的《茶花女》等法国题材的连环画。陈老热情接待了我，给我讲了很多欧洲风情和欧洲典故轶事，令我受益匪浅。

    开始动笔了，却遇到诸多困难。首先，时间是那么捉襟见肘。我供职的单位除了肩负出口产品的包装印刷任务外，更有许多国内名牌产品需要开发设计，任务大多很急。作为美术设计师，我白天忙得不亦乐乎，下班回到家里已累得无力讲话，赶紧睡上一会恢复体力，晚饭后就开始画。

    当时正值市政动迁，我们全家搬到泰兴路一条弄堂的临时房里。说是“临时”，却也苦苦“临时”了4年。那临时房其实是搭出来的棚子，上盖竹爿油毛毡作屋顶，下铺碎砖混凝土作地板，冬天冷得室内结冰，夏天热得好似蒸笼。我们一大家子包括90岁外婆在内，四代共9口人，就蜗居在这30平方米的临时房子里。父母想方设法隔出一个小角落，摆了张小桌子让我画画。我在桌上搁一块8开小画板，四周堆满画画工具和资料，还挤着锅盆碗筷和奶瓶……但这一切丝毫没影响我作画。

    脑袋中已储存了许许多多的素材，但真要给人物“造型”了，以谁为模特儿却又令我颇费踌躇。我考虑了很久，后来想起中学时代曾看过的苏联电影，特别着迷《奥赛罗》的主演邦达尔·丘克及《复活》中的谢明娜，我想，就让他们来“出演”吧！我找出了相关剧照作参考，再加上想象，画出了冉阿让和芳汀这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形象。

    对这个斗胆的“发明”，起先我还有点心虚。后来我发现世界各国拍电影，只要角色合适、气质对路，导演选演员是可以跨国界的。所以，我的“借用”也不算出格。

    连环画《悲惨世界》第一部共150幅画，我画了整整一年，1980年1月出版了。《悲惨世界》连环画第一部印了100万册，接着又加印50万册。

    我和陆和荪紧接着改编第二部。由于我俩分住沪、杭两地，通常是：我先写出脚本初稿寄他，经他悉心修改、润色，包括写出对人物、场景的构想，然后我依据修改的脚本画画。画完陆和荪再对照每幅画面作文字的最后酌定，删去那些画面上已表现而显得多余的文字。由于那时邮政投寄速度的局限，加上我们不断地认真推敲、反复修改，稿件在两地来来往往，进度很慢。

    后来，这部名著的翻译者李丹、方于的儿子李方明写信告诉我：李丹已不幸去世，是妻子方于支撑着体弱多病的身躯，从丈夫停笔的地方继续往下翻译……

    《悲惨世界》连环画总共五部，758页，一直到1987年才全部出齐，耗时8年。

    （《新民晚报》2.24 张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