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起初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木心开讲后,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那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2012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内地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都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道: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南方周末》12.21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