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之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即湘豫桂战役,意欲打通平汉线,建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
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在豫中广大地区与中国军队交战。由于河南的军队上层腐败,士气低落,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豫中三十多个县城。汤恩伯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民众截击他们,缴获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
为什么河南老百姓会攻击驻扎河南的国民党军队?须知,这些军队是抗日军队,是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才驻扎在河南的呀!河南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思考的。他把中原会战的失败归罪于老百姓,认为河南民众都是汉奸。于是造出舆论,甚至贴出标语,要对河南民众实行大屠杀。
然而中原会战的实际情况,却被当时身陷战火、从逃难民众口中了解到汤恩伯军队如何腐败、如何见敌望风而逃、如何侵民扰民的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看在眼里,这位参政员,正是被河南人民誉为“郭青天”的郭仲隗。
1944年9月,当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之时,郭仲隗在参政会上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众多参政员的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弹劾汤恩伯的《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
郭仲隗的这一提案,既是对汤恩伯罪行的揭露,也是为河南人民辩诬。显然,河南民众反抗汤恩伯、截击他的军队,并非是他们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而是汤恩伯的暴政引起了河南民众的刻骨仇恨。
1994年2月9日,当年《豫灾剪影》的作者、年已83岁高龄的李蕤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侮辱人民》,以亲见亲历的当事人资格,再度为河南人民辩诬。他说:
这些灾民,尽管千辛万苦,死于途中的成百上千,但却没有人“就近”跑到沦陷区去享受日本人宣扬的“皇道乐土”“幸福生活”。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仍然知道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知道“西省”连着自己的祖国……
帮助日本人的汉奸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沦陷后的“维持会”,干这勾当的,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这和河南“许多老百姓”可以说毫无牵连……
当时河南的“国军”主力,是蒋介石嫡系的汤恩伯部队。汤恩伯依靠蒋介石的宠信,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有“中原王”之称……日本兵一到,他们闻风丧胆,听到枪声便仓皇逃跑,而且沿途抓夫拉车,护送他们整箱的货物及妻儿。行至豫西、豫西南山区一带,那里民风强悍,对这样的“国军”自然忍无可忍,便起来反抗,有下他们枪支的。特别到了宛西十三县,那里搞“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对这些溃兵毫不客气,迫使他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这些被截留下来的武器,绝大多数还是用来抗日自保,并未落入日本军人之手。这就是历史事实。
(《南方周末》12.6 宋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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