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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最优秀的博士生放弃科研，选择去当中学老师，66岁的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一夜无眠。他追问：“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毕业后各奔前程
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两年博士以后，潘文颖在想，如果现在让自己重新填一次高考志愿，还会选择基础学科么？
“我不知道。”她说。
看了程教授的博客，潘文颖回忆起了自己的10年科研历程。从在高考志愿上填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潘文颖周围就“充满了劝退和唱衰的声音”，家里为此还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她仍然坚持。直至现在，她还记得，刚入大学时寝室里4个女孩儿熄灯夜聊，竟然有3个人的偶像都是居里夫人。4年后，潘文颖本科毕业。这3个同学，一个转去读了金融研究生，另一个转去读了医学博士。班里的8个女生中，只有两个将来或许会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
做一名科学家，曾是很多80后的梦想。“从小学教材里，我们知道了一种叫做‘科学家’的人，他们是崇高的、纯粹的、追求真理的、造福全人类的。”潘文颖说。然而，直到她开始去做科研之后，才渐渐明白：“如果喜欢看电影，你未必要当演员；如果说科学本身是很美的，那么在每天做科研的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体会到这种美。”
“科研的道路看不到头，博士毕业要做博士后，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待两年，如果没有大学聘用你，就得不停地换流动站继续做，很多人做了七八年，也找不到教职。”即将毕业的物理系博士钟一然说，一方面是科研的枯燥和疲惫，另一方面是高薪工作的诱惑，放弃科研再正常不过了。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数学系的就业助理分析发现，如果仅从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来判断，数学系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金融系。在硕士毕业的25名同学中，有11名进入了金融领域。
科研到底有多累
都说科研苦、科研累，到底有多累？
从中科院物理所博士毕业、转而做科研管理的吴宝俊自称是科研的“叛徒”。他将中科院内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形容为“7-11”：一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
很多导师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八九点就到组里，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晚上一般到10点才能离开，至于周末，则是开组会的大好时间。在校园里，不到吃饭的点都见不到什么人——其余时间都“宅”在实验室里。
除了身体上的压力，研究生更要承担精神和理想上的压力，以及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怀疑。
“科研做起来很郁闷，没日没夜地重复实验、改进实验条件，一开始收效多，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钟一然说，往往是越做越枯燥，越做越没信心。
当潘文颖开始做科研后，她就问自己：这是我在懵懂少年时代的初衷么？
曾经，她向往的是一种拥有“思维乐趣”的生活。但现在她发现，做科研，细分到每日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技术。说是在寻找某个原理，而实际上，可能有半年时间都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实验，优化实验中的各个参数；说是在破解人类基因组和某个疾病的关联，其实好几个月都是在调试一个计算机程序。
不仅如此，“一个学生，没日没夜地加班，发了很多文章，却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此时，他只能再动用自己理想的力量，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现在没有回报，将来肯定会有。”吴宝俊说，这时候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和理想上的透支。这种透支，可以坚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但总有他撑不住的那天。“那一天，可能就是他彻底离开科研的日子”。
做科研就怕后院起火
钟一然说，很多博士毕业放弃科研的人，都是因为父母的压力。
在吴宝俊读理论物理的10年里，几乎每个人听到他的专业名称后都必问三个问题：1.理论物理有用吗？2.选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3.你读理论物理，你的爹妈谁来养？
对这三个问题，他的答案只能是：1.没用。2.不好找。3.没法养。
“做科研就怕后院起火。”吴宝俊说。在他的同学和圈内好友中，能坚持做科研的大多是“富二代”或“学二代”。
在吴宝俊看来，很多普通的父母都有一个观念：读博士一定要比读硕士挣钱多，读硕士一定要比读本科挣钱多。砸锅卖铁供出来一个博士，他们期望能有经济上的回报，觉得一年挣不了50万元是不可思议的事。结果，发现别人家的孩子读了本科、硕士，出来一年20万元，自己的孩子读了博士，出来一个月只有几千块，就接受不了。
因此，没有经济压力的人往往更能集中精力、心无杂念地做科研，同时，他的父母、家人也要有一定的眼光，能够欣赏这个行业的价值。普通老百姓家庭或者农村家庭出身的，则更容易放弃。“最好是既有钱，又有天赋，家里又支持。”
在国内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任教的刘丹（化名）在和很多美国教授交流时，对方告诉他，10年前，最好的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都争着去美国读博士，但现在，愿意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学生本科、硕士毕业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读书毕竟是个苦差事。
“可能等到10年、20年后，读过书的人都做了父母，他们的孩子要选择科研的时候，他们就会支持了。”吴宝俊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问题。由于过去几十年历史的原因，造成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低，看不到知识的价值，所以不能理解他们的子女选择科研的道路。而在美国、欧洲，一个医生可能祖上都是医生，一个做物理的好几代都是教授。
“做科研和教育，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走科学研究的道路尽管表面上说不论贵贱，只要有天赋、足够努力就能做，但越穷的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从一穷二白到复兴崛起，中间总有一两代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的，因为要有科学家的理想而不是凡人的理想。”吴宝俊说。
有人放弃有人坚守
不少网友纷纷给程代展教授留言，说年轻人也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刘丹就觉得，程教授用手把手、师傅带徒弟式的方法来教学生，反而会扼杀学生的兴趣和创新，以为给他们规划好的路是阳关大道，但他们的兴趣点可能并不在这。“我最反感的是把博士变成自己附属的脑袋。老一辈的科学家很多都这样，导致学生读博士时发的文章非常多，但到了工作中，过了好几年都不能独当一面。学生不应该在老师的头脑框架中做事情，而是要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用和导师完全不同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刘丹说，自己以前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不读博，也会痛心，但现在他不劝他们了。“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要尊重个人的选择。”
程代展也在反思，他觉得，自己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学生当作了自己的替身，盼着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能在他身上实现。“也许正是这个让他厌倦了科研。”
程教授给那名学生发了个邮件，告诉他不管最终选择如何，都会支持他。
与此同时，程代展坚持认为，一个博士生去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教育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不是说中学教师没价值，而是有很多人可以把中学教师做得很好，而你完全可以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对社会更有贡献，但是你不去做，这是问题所在。“如果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对理想、事业的追求，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年轻人，应当去追求最艰苦，却能让你的生命最闪光、最灿烂的那种事业。”
在许多人放弃的同时，也有人仍然坚持着理想。张宝（化名）即将从数学系博士毕业，在毕业答辩中他获得了第一名，却选择继续做博士后。
在吴宝俊看来，科研人员的处境也在慢慢改善。2010年，中科院作了一项对学生生存状况的调查，之后便大幅提高了学生待遇。在物理所，现在普通博士生月收入能达到3000元，不用缴税、扣保险金，比讲师的工资还高。博士后的工资则从项目组里出，平均一年8万~14万元，有些能拿到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研的人就更有底气了。有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加上导师观念的进步，年轻人才能安安心心做研究，以后做科研的人，应该会越来越顺当”。
（《中国青年报》11.22 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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