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不放弃写作的疼痛感

    阎连科有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葡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躺着写作的作家

    熟悉阎连科的人都知道，腰椎、颈椎病伴随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许多年了。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就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特制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

    集苦难叙事之大成

    阎连科的笔下是一幅苍茫的乡土众生相，疾病与死亡、天灾与命运，乡村世界里生命的挣扎与损伤，在阎连科的笔下，如同田野里的风，凛冽、无处不在。

    有人说，他的写作“集苦难叙事之大成”。阎连科认为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每个人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他看到的更多是“农民承受的苦难”，对于祖祖辈辈在泥土里生生死死的命运，他有着更贴身的疼痛与悲悯。阎连科说：“童年的经历告诉我：苦难和辛劳，对于有的人是传奇，是转机，对于有的人来说，灾难之后仍然是灾难，灾难就是日常。比如我熟知的乡村和农民。这就是我的小说悲惨、凛冽的根源吧。”

    他说：我写作的疼痛感，在作品中更多体现在灵魂受伤害的过程。《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杂技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

    写作，为了逃离土地

    阎连科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寒农家。上世纪70年代某一天，在大姐的床头，他拿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书的内容提要里写着作者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了这部小说，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一本书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于是萌动了写作的念头。”

    因为贫穷辍学、背起包袱去打工的少年阎连科，仍继续着他的梦想。在火车站搬运煤沙回来他不停地写，在大山上撬石头放炮回来继续写。不久恢复高考，离考试还有4天的时候他才回到家里复习，结果落榜。

    这一年，阎连科20岁。“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时，在一天夜里，我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说：‘爹，我要去当兵。’”

    乡村，我的王国

    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阎连科，仍然没能融进北京的生活。在走出故乡很久之后，他终于明白：成就了作家阎连科的正是那一隅村落。

    “当我的写作稍稍感到枯竭之时，就坐一夜火车，回到那片土地上去。”白天吃着母亲为他烧的他儿时爱吃的蒜汁面条，晚上，和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听她聊着乡村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直到天亮时……

    “有了这一夜的唠叨，就有了我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不竭的写作之源。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恍然大悟，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那个有六千人口的乡村，其实就是一个王国。”

    现在，他不再渴望漂移，他一再地警告自己：阎连科啊阎连科，在今天变化无穷的社会，你什么都可以失手，但唯一必须坚守的，就是你家乡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一隅村落。

    （《北京日报》10.16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