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已是一位百岁老人。身为作家,她不只一次地向我们叙述她那极不平凡的一生。在缓步走向生命边缘的时刻,她又允准自己的世交好友为其手录一部传记,于是便有了这部《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出版)。
大约由于已经有过《干校六记》和《我们仨》,这本书里当然不必越俎代庖再来复述广大读者们早已熟悉的故事。所以“文革”前甚至解放前的故事,才是书中的重点。
首先,在所谈诸多往事中,我体会到杨绛老人希望我们记住的一项“事实”:她也许是费孝通的初恋,但费绝不是她的初恋。更为有趣的是下面这段文字:钱锺书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就这样婉言谢绝了他的访问。
后来,费还经常让人送一点东西来。于是杨绛有一天让本书作者(吴宓的女儿)陪同一起登门道谢。“费老万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得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表达了她“对费老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这是多么有趣的私人关系写照。
其实,我真正关心的还不是这两人的个人私交,而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间的关系。这本书,仿佛一阵轻风,掀开学子园中的一角,让人见到一丝端倪。
“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都是大会代表,只是钱锺书和杨绛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冯至同志是新北大的西语系主任,他表示我翻译Gil Blas的工作,不合适。”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除了杨绛一人不是。”“编委每次开会,总要到同和居吃一顿酒席似的晚饭。锺书吃饭回家,总夸香酥鸡、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听了很馋,但仅她这个研究员是无缘美食的。”后来还是戈宝权到了文研所以后,“他跟何其芳说,杨绛不是编委,却负责审稿。何说太不公平了,该请杨绛做编委。不料没做几天,只到同和居吃过一顿美餐,‘文革’就开始了,杨绛同背黑锅。”
其实,从文研所成立的那一天起,杨绛就已经成为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周扬到会祝贺,在宴会桌上,趁所长郑振铎起身发言的当口,周扬示意要杨绛坐在他身旁郑的位子上。“第二天,周扬来文研所与研究员谈话,何其芳独不招杨绛参加。”“杨绛明白这是何其芳因昨天入席的事怒她。”
外面,或者说上头,欣赏杨绛的还大有人在。除去周扬以外,还有胡乔木和夏衍。早在抗战时期,夏衍就喜欢杨绛的喜剧,抗战刚一胜利,从重庆飞回上海,就“托李健吾代赠他的剧作《清明前后》给杨,并索杨绛喜剧二册”。杨绛八十岁生日,没有做寿,夏衍特让女儿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而胡乔木的作用可能更大:“《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的十六字评语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相反,“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历史的精彩,往往就在于这些点滴如丝的逸闻旧事。它不仅让我们遥闻历史风云的巨雷阵阵,更让我们了解儒林内部的高低虚实,感悟人际关系的复杂微妙。
(《闲读近乎勇》朱小棣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